诗歌本体的回归——诗歌评论集《重回诗歌本身》序

 诗歌本体的回归

——诗歌评论集《重回诗歌本身》序

文/李逸津

青年评论家曾海津继2010年推出文学评论集《叙事的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之后，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审美的焦虑》（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内部的风景》（花城出版社，2015年，文化东莞专项资金资助出版项目）、《隐秘的对话》（花城出版社，2016年，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列入广东省作协“广东中青年优秀作家文丛”），今年又拿出这部厚重的以当代诗人论为主的评论集《重回诗歌本身》，这种几乎每隔一年多就写出十几万字评论文章的速度，使人不得不赞叹作者精力的旺盛、思维的敏捷和工作的勤奋。这里，首先向海津表示祝贺和赞佩！

我在三年前曾为海津《内部的风景》一书写过一篇序文，题为《见异，唯知音耳》。那时我同他还不熟，只是在2014年清明节回乡探亲时才第一次见面。所以那篇文章只能说是就文评文，缺少对作者本人精神气质与理论个性的深层考量和探究。此后每逢我回乡，海津都赶来晤谈，并为我组织学术讲座、新书首发式等专项活动。加之平时通过微信、QQ等网络交际平台的沟通交流，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才逐渐明晰、丰满，有了朋友之间那种惺惺相惜、声气相通的感觉。当年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只有“知人论世”，才能做到对作家作品的准确评价。我想，对文学创作是如此，对文学评论也是如此吧？所以，在这篇序文里，我想就我所了解到的曾海津人生经历和思想性格特征，对他文学评论的特点与优点，在前一篇序文的基础上，再作深一层的阐发和析论。

在上一篇序文里，我曾归纳出曾海津文学评论的三个特点，即：（1）“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勇气”；（2）“表现出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与锐度”；（3）“对来自生活底层的‘乡土作家’或云‘草根文人’的理解与支持”。①读眼下这部曾海津的诗歌评论集，我认为自己以前说的这三个特点依然适用，但为了突出强调，可以压缩为以下两点，即“对直面现实带有一定批判精神作品的偏爱”和“对不同思想倾向作品的理解与包容”，而这些又都与海津的个人经历及其所身处的社会环境有关。

广东自近代以来就是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思想解放的前哨，从康梁变法到孙中山国民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历次革命运动，广东涌现出大批具有反叛精神的思想家、革命家。新时期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伟大实践，又使广东人在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上形成了相对于内地传统体制内思维的超前特质。曾海津作为一个从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学习和工作，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和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子，其内心深处蕴含着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惯性思维所束缚不住的叛逆精神，是可以理解且不言而喻的。

此外，据我所知，曾海津至今仍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是没有干部身份或事业编制的“聘用人员”。这在广东地区也许算不得什么，甚至这种身份还可能更自由，经济收入也差别不大，但在我们北方内陆地区，则是不可思议的大遗憾。大约正是由于这种身份的自由，使曾海津的诗文评论更少顾忌、更少受体制内思维框架的约束，也更能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上述曾海津诗歌评论的两个特点。

在我看来，海津把自己这本评论集命名为《重回诗歌本身》，这本身就体现了他努力回归文学本体，追求文学批评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理论个性。按我的理解，所谓“重回诗歌本身”，就是评论者不以裁判员或领导者的面目出现，不以自己的主观好恶来对诗人们指手画脚，借以迎合时尚的社会潮流或兜售个人的审美主张，而是努力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以对被评论者的理解与关爱，耐心细致、推心置腹地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内心世界，设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以对方的心理、对方的思维逻辑来领悟他的作品，也就是设法回归诗之所以为诗的本体。这种本体论诗学的立场和视角，使海津的诗歌评论能有效地克服外在于诗歌的种种主观成见或偏见的困扰，获得对作品思想与审美价值的深度发现和认同。

什么是“诗的本体”？中外古今诗学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中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语）——“诗言志”说中的“志”，就是它的本体。中国传统儒家诗论一贯认为诗是人心最本真的流露，故采撷民歌民谣，“听乐观风”以考察政教得失，历来是为儒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王者之治”。《春秋公羊传》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孔子论诗，指出诗有“兴、观、群、怨”四种社会功能，其中的“怨”，前人解释为“刺上政”（孔安国注），说明诗有抒发怨愤，抨击不良政治的功能。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他认为抒发怨愤的诗歌是人民情感的真实表现，也是“无邪”的。这就给后世进步文人以诗歌为武器，干预政治，反映民生疾苦，开辟了理论空间。汉儒所著《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曰：“风雅之兴，志思蓄愤。”白居易《采诗官》诗云：“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中国历代进步诗论都为那些叙时艰、述哀怨、鸣不平的诗歌保留了一席之地，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如钟嵘《诗品序》所言：“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钟嵘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中独取“群”“怨”二字，就暴露了其心目中所追求的诗歌的核心旨归。

从“言志”本体论诗学出发，凡是体现了人之真情，代表了人民大众心声的作品，就应该得到肯定，得到赞扬。这种本体论的诗学观，使得曾海津能够摆脱体制内评论常见的种种顾忌，而对反映社会底层实况与民心民情真相的作品，做出公允的评价。翻开他的这本诗歌评论集，赫然入目的第一篇就是对在新时期诗坛搅起不小风波的北岛诗歌的评论（见本书：《激活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之美——论北岛的诗歌创作》）。虽然海津是从北岛诗歌意象的角度来评论的，但意象作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品评意象之美不可能脱离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评价。正如海津自己在文中所说：“读者立足文本还不足以穷尽诗之真意，必须‘知人论世’，通过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去体悟作者的心境，顺着诗人在意象群的构建中所指的方向，不断地发掘，最终才能找到‘韵外之致’。”他对北岛那种“化不开的忧患意识和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指出：“在北岛的诗作中，可以深刻地感悟‘古老的敌意’，同时也能够从中感受到玫瑰的芬芳，也许历程是艰苦的，也许过程是惨痛的，但是北岛始终没有对其进行躲闪，而是用诗句对历史的长河一一记下，以此加强对现实的冲击。”在文章末尾，海津以激昂的笔调写道：“北岛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被诠释为一个时代的变迁，北岛是一代人价值诉求和精神气节的典型。北岛的生命开始于光辉的历史，而后挣扎于政治狂热的荒诞的时代，最终归于‘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一代人的苦痛挣扎和成长经历，时间流逝，沉淀下了诗歌。北岛的诗成功地书写了中国经验，这是现代汉语写作的骄傲。”如果联系北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活经历，恐怕只有体制外评论家才能如此畅快地直言。

还有那位在其眼中“苦难是无处不在的，苦难是无解的”云南诗人雷平阳，他不屑于做盛世欢歌的报喜鸟，而偏偏把“蕴含深刻苦难的乡愁生发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在《乡域中的苦难之歌——论雷平阳的诗歌创作》一文中，曾海津指出：“雷平阳运用语言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苦难的现实。”在概述了雷平阳日常生活书写中出现的不少“底层”人物形象之后，海津写道：“在大部分这类诗作里，诗人还是冷静地选择了一个克制的位置，自觉地疏离于任何有可能宰制诗歌自身的意识形态叙述。这使得诗人写出了一些极优秀的诗句，弥漫着黑暗的感伤与美，以及抵达心脏的触目惊心的力量。”曾海津认为：“诗人通过对于乡域的描写和刻意的乡愁主张在喧嚣物欲的城市化进程中来拯救自己、安慰自己，通过对于家乡地域的景物和生存在那里的人们的苦难的描绘，表现出诗人对人性、人生和人世的关注、反省和反抗无处不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海津与诗作者内心相通的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

前面提到，海津是一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撰稿人”，他出生于广东阳春山区，幼年的他即有远大理想，不满足于困守穷乡僻壤。他本人曾对我说过，他名字里的“海”“津”二字，就蕴含着他对上海、天津这样大城市的向往。曾海津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了中山大学中文专业本科学历，走出山乡，来到乘改革开放东风经济发达的东莞，奋勇拼搏。最可贵的是，海津依靠过人的勤奋和才华，以文学评论走出东莞、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以丰硕的创作成果、跨领域的研究和跨地域的影响力赢得了国内学术界的认可，成为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他先后加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就是有力的证明。海津经历坎坷，他做过工厂流水线员工，当过教师，做过媒体记者，此后又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等文化工作，但始终是“编外人员”。这种地位和身份，虽然有自由的一面，但无疑也使他饱尝生活的艰辛和世情的冷暖。底层生活的经历，使他更能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体验他们的情感和悲欢，这就是海津从事文学评论时自身的期待视野，是左右其文学评论的心理定势。他自身的这种主体性，莫说比别人，与我相比也大不相同。我虽说祖籍东莞，但从小生活在北方，每次回乡，有亲戚子侄驱车迎送，有酒楼饭店大餐款待，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对家乡的了解，往往是其表面的兴旺和繁荣。我自己写过几篇记叙回乡观感的文章，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都属于正面讴歌现实成就的“正能量”写作。而由海津选择评论的对象，则大多是表达底层情怀，倾诉下层人民疾苦和心声的作品，这就不能不说是与其个人经历、生活境遇有关，因此相对于体制内的评论家，他更能深入评论诗人内心做公正的评述引起读者共鸣。他评论打工诗人郑小琼的诗歌：“记录了打工者的生存现实……真实地再现了打工者们的血泪生活。”（《打工诗歌的审美向度——以郑小琼的写作为例》）评论打工诗人柳冬妩“和众多打工诗人一样，以自身打工者的身份，经历着一切打工的生活，观察着一切打工同伴的生活，感受着和他们一样的心理，然后用一切看似无能为力的言语，诉说着自己的心灵历程，表达出打工者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描述出打工者生活的艰辛，揭露出当代社会体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同时也渗透着对现实关照的平民关怀底蕴，用良心写下一部底层人物的苦难史、心灵史”。（《后工业时代的空巢之声——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对在东莞文学界享有盛誉，现在担任东莞市作协副主席的国家一级作家方舟（周柏），虽然自2005年以后，方舟的诗风已发生巨大变化，其作品逐渐高雅化、细腻化，带上了某种文人士大夫的悠闲气质，但为海津所看重并加以赞誉的，还是他“身在打工的时代核心地带，见证与亲身经历了生活在一个铺天盖地打工成为巨大灾难的时代的生命种种状态，为此他对面前参与的时代有了自己的书写”的作品。海津写道：“从方舟的诗歌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他勇敢地面对一个时代的苦难，面对生命被强大的负能量冲击打工的血肉之躯芸芸众生造成的痛苦血泪，很多的作品都展示出了一种诗歌的良知。”（《行走在俗世的灵魂歌者——论方舟的诗歌创作》）我们说，虽然“正能量”“负能量”一类说法已被物理学家们斥为伪概念，但作为已被社会约定俗成的术语，可以将其解释为生活的光明面与阴暗面。曾海津对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的这种偏爱和关注，是他作为与诗人处在同等地位的“知音”“知己”方能做出的公允评价。当年毛泽东同志读了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在评语中写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 ①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曾海津诗歌评论的“高处”，也正在他与所评诗人们抱着“平等心情”。

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生活的镜子”，那么诗歌则是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最敏感的神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所做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他还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①这就说出了曾海津诗歌评论集中所论及的那些叙述底层人民悲欢、抒发内心痛苦的作品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也为海津对这些作品的肯定性评价，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曾海津诗歌评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对不同思想倾向作品的理解和包容”。海津诗歌评论集中所扫描和评论的诗人，有“以‘归家’隐喻诗歌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对当代人灵魂救赎和艺术精神归家的具体思考”的于坚；有“建立在中西两种文化基础之上的”，用“极具个人色彩和特点”来写作的欧阳江河；有“以厚重的宗教情怀关注着个体生命”，用“基督信仰”来“吟唱生命之曲”的黄礼孩；有希望“诗歌能够重整人的精神，抵御这个世界的试探和黑暗，对人类集体完成一次精神意义上的召唤”的世宾；还有“以个体性表达为言说起点，以神性抒写和诗歌的精神救赎为其终点”的蓝紫。对这些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追求，有不同思想基础和哲学理念的诗人，评论者都把他们放到平等的地位来介绍和正面点评，这使我不禁想到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其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所说的那段话：“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曾海津就像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茫茫诗野里忠实地守望着每一位自由驰骋的诗人。他的职责只是守望，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让他们靠近悬崖。他的手里没有指挥棒，没有裁判旗，有的只是一张饱含爱心和理解的安全网，一条旨在呵护和保障的警戒线。这样一种评论视角和立场，可以说又与海津的社会地位个性气质，以及他对文学评论的理论追求有关。

作为一个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一个青年评论家，海津没有居高临下、号令群雄的地位，也没有掎摭利病、圈点评判他人作品的权威。加之他温厚谦和的个性，也不容许他做锋芒毕露的诗坛裁判。他的任务就是对他所评论的诗人不加轩轾地介绍，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为他所钟爱的每一位诗人，做朋友式的知音解读，而这也许正是民间评论固有的特色。当年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引孔子语曰：“礼失而求诸野。”明代文学家李梦阳尝言：“真诗乃在民间。”其实，何止真诗，真评也在民间。历史上对《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做出精彩点评的李贽、叶昼、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等批评家，又哪一个不是民间身份？并且，又恰恰是他们的这种民间身份、民间视角，能够突破当时社会统治思想的桎梏，为后人保存和展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精华的优秀作品。而今天，也正是由于有曾海津这样的民间评论家的推介和评论，我们才能更完整地了解当代诗坛全貌，更全面地理解众多诗坛新人的特点。

当然，曾海津对他所评论的众多诗人，也不是一味地赞许和褒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①对所评论的诗人作家持理解爱护和包容的态度，不等于评论者本人没有自己的臧否意见。曾海津在《海浪中的吟唱》中就指出了，黎启天的伶仃洋系列诗歌，以叙事和游记体的模式来承载历史文化的反思固然是不错的思路，但在处理和切入上不够细腻和生动，以致“散文”气息稍重。在《行走在俗世的灵魂歌者》中也指出了方舟诗歌有可再提升的地方，在《南方乡镇的心灵镜像》《生命感觉的诗意表达》《红色乡土的诗意记忆》《诗与生命质量同在》等几篇评论中，也分别指陈了肖力群、杜朗朗、钟定智、张伙生等创作中的阙失。有褒有贬，定位准确，切中肯綮，这恰恰是作为诗人作家诤友和知音的评论家应取的态度。

由于时间和个人水平的限制，对曾海津这部文集阅读理解得不够深透，对他所评论的各位诗人诗作，更是所知甚少，所以，以上抒发的浅见很可能是信口雌黄，漫无准的。不当之处，还望海津和众位诗友包涵。

我衷心期待着，海津今后的文学评论道路越走越好、越走越宽，不断有更多、更好的评论成果问世。

是为序。  

2017年7月28日于天津华苑地华里书斋

作者简介：李逸津，祖籍广东东莞，文艺理论及中俄文学比较研究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海外会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公开发表中国古代文论、俄苏汉学方面研究论文80余篇，70余万字。出版个人学术专著《文心拾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当代解读》《两大邻邦的心灵沟通——中俄文学交流百年回顾》《文心晬论》《文化承传与交流互读》《中俄文学交流论稿》，散文集《逸兴集》（与兄李逸江合著）、《彼得堡记忆》；合作出版学术专著《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主编教材《中国古代文论》《美学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