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技术，从“观”到“赏”的桥梁

    原标题：数字化技术，从“观”到“赏”的桥梁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艺术品。

　　意大利的乌菲齐博物馆藏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敦煌研究院近年来一直在做敦煌壁画的数字图像采集。

　　最近有一系列的消息: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了七万张文物图可免费下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放了37.5万件高清图像资料并免费下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放35.3万卷中文善本古籍的高清图像、插图中的罗汉像可看清每一笔的细节。还有意大利的乌菲齐艺术博物馆很早就开放了藏品资料、其图像的分辨率达到4000万~1.5亿像素。据称可无限放大。

　　曾几何时，拥有图像采集权和专业技术的日本二玄社的古代绘画复制品，成为专业院校学生的主要学习的临摹品。如果古代绘画的数字图像的开放，对艺术家和研究者，无疑是最大的福音。

　　数字化技术的共享为“艺术”带来了什么福利?为大众艺术普及具有什么意义?广州日报记者采访了广州美术学院王见教授。他长期的美术馆工作经历以及长期从事中西绘画的比较研究，他的观点对艺术藏品如何进入当代生活具有启发意义。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运成

　　广州日报：您长期在美术馆工作，据您了解，艺术藏品对中国公众开放的现状是怎样的?

　　王见：相对而言，中国数字化的技术对中国艺术的贡献和意义还比较迟钝。因为中国很多重要艺术博物馆的很多珍贵藏品还封存在库房。

　　中国艺术藏品对公众开放的历史还不长，艺术品欣赏由贵族转为民间的时间也很短。此外，艺术品的天价拍卖更让民众对“艺术”心生“高山仰止”之感。因此大众主要还是想去故宫走走——看看皇帝的园子就算了,艺术藏品可看可不看。之后，大家又对敦煌的洞子有了兴趣——这让敦煌研究院叫苦不迭。其实壁画也是可看可不看，多数观众只是慕名而来的一趟旅游。

　　广州日报： 艺术品数字化图像共享将会对这种现象会有什么改观?

　　王见：我们对古代艺术“开放”的意义主要还是“旅游”“参观”，重在“体验”，体验一种“逛”的感觉。这种“逛”式体验也无可厚非，但对故宫和敦煌等机构又带来“开放”与“保护”的两难。

　　开放的数字图像，就可以把“逛”提升到“赏”，加强到“学”，发展到“研”。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目的，改善到“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和文化素质”的目标。

　　广州日报：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与数字图像开放似乎并不积极?

　　王见：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不停地举办各种名目的展览，实际上是不断的强化和提倡“逛”馆的意义。奇怪的是，国家历史博物馆不停地举办美术展览——完全不务正业，与中国美术馆唱对台戏?再说中国美术馆，马不停蹄地办各种各样的个人展览——是画廊?还是展览中心?方向值得商榷!

　　中国人口众多，边远地区的人民，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少年儿童很难到北京参观和见识国家博物馆藏品，如果馆内藏品通过数字图像并结合中国历史广泛传播，效果会很明显。

　　广州日报：您觉得现在的美术馆太过于“高大上”了，不接地气?

　　王见：国家级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主要的是藏品陈列。藏品的研究和陈列具有构成一个国家和民族“艺术史”的意义。由此，供人民从参观到学习，从学习到研究。因为学习和研究并不是专家和研究人员的事情，主要对象是人民，人民才是艺术的主人。这不是唱高调!所谓一个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一定不是指“专家”的软实力，而是由人民的文化素质才能构成国家力量的“软实力”。

　　广州日报：对博物馆处于“开放”和“保护”两难这种状况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王见：国家级和省级的博物馆及美术馆，不能盲目办展，要办藏品长期陈列展，不能让藏品仅仅待在库房，不能让自己国家的文化史和艺术史仅仅出现在教科书里，也不能让美术馆履行“展览中心”的工作和任务，更不能把美术馆、博物馆变成“展览中心”和画廊。

　　再说了，藏品不能在库房长期存放，否则对藏品十分危险。即便藏品在长期稳定的温湿度的条件下固定存放，也会与藏品的过分展览和温湿度不稳定一样，都会对藏品造成损害。所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都会不时地变更一些藏品和展览位置，都是出于保护的措施和意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故宫每年都要举办全国书画文物调展，其中的重要意义就是“曝画”，使“开放”和“保护”相辅相成。

　　如果积极运用数字化的技术和手段，广泛地向社会公众开放藏品图像资料，则是有效解决艺术藏品“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良策，是“开放”和“保护”得到平衡的良方。

　　广州日报：但中国艺术藏品的图像资料起步较晚，存在哪些问题?

　　王见：一是观念老旧。艺术机构普遍对藏品抱有“藏宝”的心态，其公共和共享的意识十分淡泊。二是美术博物馆工作严重错位。藏品多压箱底、不登场，完全忽略长期陈列。三是藏品数据发布的工作量巨大。需要长期持续整理，才能发布。如果成千上万的藏品数据能够发布，则一定是长期工作的结果。例如敦煌研究院邀请美国盖蒂中心采集敦煌壁画数据已数十年不断，至今还在持续。因此，数据发布显示了藏品的建档研究等有完整的机制。然而这是一种十分严谨，工作量十分庞大，专业要求较高的工作。就此而言，从国家到地方的美术馆都难以有足够的人力和资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数据采集和图像发布的工作。

　　广州日报：通过数据化的形式和技术传播艺术对公众的影响主要在哪?

　　王见：时至今日，如果文化资源还不能变成民众的普遍共享，那么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而通过数据化的形式和技术传播艺术，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尤为重要。

　　艺术应该从艺术和艺术家、艺术殿堂、艺术圈子里解放出来，从艺术过分追求商业价值的变态中解放出来——让艺术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