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霸权会在21世纪终结吗？

佩里·安德森教授在北京讲学。

伴随着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近日在中国出版，安德森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前来北京讲学。10月18日，他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其首场讲座：大国协调：十九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19th Century）。安德森在讲座的末尾提到，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世界秩序寿终正寝于一战全面爆发的1914年，大规模武装冲突与战争彻底颠覆原有的政治版图。此后一个世纪，三种迥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相继出现，标志着世界主要政治势力互动关系在不断变迁。首先是1918至1945年，存在的是竞争性无政府状态，大小国家或结盟、或对抗，最终坠入二战的深渊。冷战下的1945至1989则是两极对立的年代，美苏为首的两大敌对阵营竞相争夺对世界的控制与影响力。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统治着国际体系。没有哪个令人联想起辉煌一时的欧洲协调机制。

10月20日晚，在其北大系列讲座的第二节“大国协调：二十一世纪”（The Concert of Powers:the 21st Century）中，安德森教授带领在场听众简单回顾了动荡的二十世纪，接下来将目光直接投向新一个百年。通过对21世纪初正在出现、尚未定型的国际体系的考察，他试图回答：这一新的国际体系在哪些方面与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相似，又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本次讲座邀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为主持人。

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遗产：当代五大强国的国际新秩序

安德森首先从两个世纪的共性谈起。与他在上一讲中描述的19世纪的政治格局相比，21世纪似曾相识：世界强国定期召开外交会议，G7、G8、G20等国际治理机制与维也纳会议体系发挥同等效力；诸国通过联合国、WTO等政府间国际组织解决争端，签订有拘束力的国际条约；人权话语宛如19世纪“文明标准”的当代翻版；打着不干涉的旗号，军事与政治干涉层出不穷。最后，与过去一样，国际机构一边以国际利益和国际团结为官方宗旨，一边任由列强凌驾其上，享受着包括拥有核武器在内的种种特权。

那么21世纪的强国们是否有能力和可能重建19世纪的五强格局？安德森承认，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官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维度，当代五国与维也纳体系的构建者们一样差异巨大。他简要梳理道，欧盟在五强中拥有最高的国民生产总值，政治上仍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俄罗斯占据最为广袤的领土，拥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储备量，正处于elective autocracy统治之下。印度目前处于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文化多元的联邦框架之下，号称自由民主，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仍然是一个存在4亿贫民的种姓社会。美国是列强中拥有最高生活水平的一个，拥有最大的金融产业与最强的军事力量，在18世纪留下来的古老宪法之下，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投票率长期低迷。最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展现出史无前例的经济活力。

这些势力比滑铁卢战争后的世界更为异质吗？这种异质性能否与大国协调的发展前景相容？安德森首先肯定，即使五强协调格局有成形的可能，其进程也必然比19世纪更为艰难缓慢。毕竟，当今世界既没有拿破仑式的共同劲敌的突然溃败，使列强仍为其威力所震撼；亦不存在对革命和大规模战争回潮风险的恐惧，因为各国的战争逻辑已被核武器恐惧永久改变。同时，伴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西方亦不必困扰于意识形态再次发生病毒式蔓延和反动的隐患。那么，安德森提问道：没有对战争与革命的恐惧，大国协调的稳定基础何在？

答案恐怕更为平庸也更为复杂。首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多边利益更为灵活地束缚在一起。在80年代经济新自由主义信条占据上风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一样跨越国境、密切联系，甚至远超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盛之时。其结果是，经济失调及其可能引发的一连串负面影响构成对世界政治秩序的主要威胁，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与正在抬头的生态系统危机。外交峰会上，各国以贸易流通、利率、币值与碳排放量的协调而非王朝与领土为主题，试图寻求争端解决原则，维护共同利益。

冲突当然存在：其一，各国各有自己的经济与生态发展日程；其二，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没有天然的解决方案。 然而，安德森指出，无论各国在具体诉求上有多大分歧，其共同基础均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务实性原则，因为全球化不仅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统一着“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和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与20世纪在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格局相当不同。与往日不同的还有，安德森点明，经济增长是各国政府正当性的衡量尺度，长时间的经济衰退才是对国内政治的最大威胁。

佩里·安德森

伴随着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新书《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近日在中国出版，安德森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前来北京讲学。同样令人联想起19世纪50年代的是，在世界逐渐走向和平的大背景下，少数政治动荡地带成为骚乱和战争的大本营。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曾经拖垮19世纪的政治秩序；今天，在昔日帝国的中东部分，至少有七场战争正在进行。甚至在欧洲内部，前南斯拉夫的命运说明帝国所遗留的冲突与动荡尚未消失。在阿拉伯世界，欧洲殖民主义与西方对石油的贪婪也延续着压迫与冲突的历史。

同19世纪一样，大国协调并非五国势均力敌，而是存在内部等级体系。区别在于，安德森特别提出，英俄两强格局已然颠覆，美国享受着无人挑战的独霸地位。然而，在显而易见的财富、教育、货币、军事等优势之外，其海量债务引发普遍的质疑：一个依赖竞争对手为其注资的国家怎么可能指望主宰世界？对此，辩护者会不无道理地说，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低于其1945年的数据、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更远低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但安德森教授指出，最重要也最不同的是，美国并非向其境内、而是向外国债券持有人负债。而考虑到美国从中日的巨额进口量是通过不断举债才得以维持，而中日的经济发展又依赖于对美出口，那么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无异于直接对本国经济造成威胁，债务国与债权国也就实现了利益的相互捆绑。这样看来，全球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隐患正是对各国不得不选择的经济利益互联模式的真实写照。

安德森教授补充道，美国的霸权地位还有其他两项优势作为支撑：意识形态上，美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将其影响力辐射全球，从而推广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理念的国家，并在这一理念的普适性上达到无人能及的高度，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超国家的欧盟都不足以与之匹敌。地理上，美国在两大洋的保护下享受着相对隔绝的地缘优势，不似其他四国均与其潜在或实在的竞争对手在领土上有接壤。同时，无论基于何种国内情况，美国之外的四国仍是内向型的，即对国内事务的考量压倒对国际事务的考量，与华盛顿的联系也胜过四国之间的任何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是唯一的外向型国家，对国际议题的重视超过国内议题。从这些角度来看，安德森强调，美国在当代的霸权地位是空前绝后的：十九世纪的日俄两国分居欧洲两翼，保持竞争对手关系，使得双头霸权体系更为松散、也更容易为其他列强所接受。而今日，美国在五大洲均设军事基地，其精兵强将可在24小时内到达地球任何角落，这意味着美国有能力任意干涉诸国的势力范围和领土政策：包括阻止俄国收复克里米亚，以及要求欧盟吸收土耳其等。

那么其他四国如何？安德森提出，如果我们以2000年前后的情况为基准，可以发现各国合作之紧密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新的大国协调机制初现端倪：美国在其他国家的帮助下侵略和占领阿富汗；与各主要势力一起对伊朗施加经济制裁。同一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欧盟和北约向东扩张逼近俄罗斯边境，印度成为美国的核伙伴。种种迹象似乎表明，老布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似乎指日可待。

21世纪大国协调机制中的裂痕与隐患

那么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安德森指出，今日大国关系与19世纪的最大不同体现在俄罗斯的境遇变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胜利的四国以极为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对待战败的法国：不剥夺其固有领土、不将其排除在会议体系之外、不施加更多的羞辱和惩罚。各国清楚认识到，波旁王朝统治基础不稳，失去列强支持便面临倒台的风险，最终损害列强刚刚重建的政治秩序，再次引爆革命。与此相反的是，安德森对比道，冷战后的西方无须从外部对俄罗斯提供支持。毕竟，叶利钦政权热情地拥抱西方，对美国的经济与外交方针言听计从。而普京上台伊始，也尽可能试图与美国合拍，而美欧却以蔑视报之：从不顾老布什承诺，将北约势力扩展至其附近水域，直至在乌克兰颠覆亲俄政府。这些政策之下，俄罗斯最终反叛，并报复性地收复克里米亚。换言之，安德森总结道，尽管同为五强中的失败一方，俄罗斯与法国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而这种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是，俄罗斯由十年前“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反弹成为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现状高度不满、意欲改革的修正者。为重获尊重并逼迫欧盟停止经济制裁，俄首次在中东部署军队，以阻止美欧推翻叙利亚政府的企图。与此同时，美国并无停止经济制裁的意图。种种对峙，在新的大国协调机制上投下阴霾。

接着，安德森教授对其他三国的现存问题与转变进行回顾。在英国退欧、民众对紧缩政策与移民政策普遍不满、南北差异和东西冲突等内部问题的困扰下，欧盟势力减弱，再不能同十年前一样声称其代表着“全人类最光明的未来”。在对俄、对华、北非和中东等政治和军事问题上，欧盟不得不追随美国，但在财政和商业政策上仍保持相当自治，可与华盛顿有不同发声。印度经济发展，意图与更多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但同时，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巴基斯坦的持续争端、低识字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都使其难以从国内事务中抽身，承担其应有的国际角色。

那么中国如何？安德森教授观察到，在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同时，中国长期慎于行使自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但他也提醒道，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转变。从20年前适应美国霸权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的“有所作为”，中国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来。至于中美关系，尽管两国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全球变暖等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安德森教授认为，考虑到两国在根本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将变得极为困难。从中国的角度讲，其试图成为其自己周边水域的主人，故不可能长期容忍美军跨越西太平洋、将其势力延伸到东亚地区的行动。至于美国，其目标从未止于保持对太平洋的控制、阻止中国在地缘上的势力扩张，同时还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催化一场席卷中国的革命，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变革。

各国都认为自己掌握时局。那么协调局面的继续发展前景如何？安德森教授承认，对此给出明确回答并不容易。毫无疑问，这一体系的物质基础十分稳定。这是全球化的真实含义：在全球财经市场牵一发则动全身的紧密联系中，各国均服从于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行事原则。在这一物质基础之上是一个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上层建筑，尤其体现在各国领导之间不断的会晤、磋商，以及“国际社会”的修辞之中，各国都有自己版本的“国际社会”修辞，但核心主题是相似的，其顶端则是超级强权的军事安全结构。但安德森教授也指出，当今霸主对今天的世界秩序——即资本主义下地区利益构成国际体系稳定基石的现状——并不满意。他再次强调在之前已经提及的两点：其一，是对俄罗斯的羞辱和压制；其二，是美国不仅要力推自由市场原则，建立统一经济体系，还要推动世界政治制度的同质化：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必须是自由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这两点均是对维也纳体系的反动：毕竟，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满足于对革命的镇压，从未企图在各国建立相同模式的君主政体，反而是尊重自治、多样性和地区利益。

但问题在于，全球化浪潮之下，美国长期从中获益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改变。从这一趋势推断，美国失去霸权地位的局面并非不可预测。新的权力中心将会崛起：首先是中国，接着是欧盟和印度—— 他们即使在军事上略逊一筹，但在经济与人口上也足以与当今霸主匹敌。

“自由公民社会”的全世界推行：

存在于国家内部的新式霸权基础

但更关键的是，安德森教授颇有深意地问道：霸权会消失吗？他提示到，如果追溯霸权的深意—— 不是修昔底德以古希腊城邦为背景的对国家间权力秩序的分析，而是葛兰西以意大利革命为语境的对社会内部权力体系的考察，那么霸权都是强制（coersion）与同意（consent）、强力（physical force）与思想教化（ideological submission）的结合。那么，如果世界果真完全由按西方标准实行自由市场与自由选举制度的国家构成，国际社会就将具有前所未有的霸权强度，也不需要传统的霸权平衡器进行协调。

安德森进一步指出，这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并非空想，而是已经被某些最具智慧和洞察力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所注意到。比如，早在2003年，美国一流的政治观察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就在其一篇名为《不动声色的霸权》（Supremacy by Stealth）的文章中提出两项基本原则，恰好呼应葛兰西关于霸权二元组成结构的论述。卡普兰指出，应以“精准致命”作为强力的使用原则，以经济合理的手段达到关键目标，包括使用小规模精英部队、部署全球情报系统、开发尖端军事科技等。在非传统战争中，战略决策将更多地绕过国际法和国内民主程序，而交由华盛顿的政治精英迅速决策。更有趣的是卡普兰对“同意”部分的构想，他认为，在煽动他国改朝换代的同时，美国也应对自己的霸权地位的维系保持谨慎。至于维持霸权的原因，卡普兰指出，核心并不在于对权力本身的欲望，而在于维持一套以基本政治稳定、自由与务实观念结合的意识形态、对财产权的尊重、经济自由、代表制政府等为构成要素的世界秩序的需要。而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上，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国家比美国更能胜任。在多边有机联系的新国际秩序建成之前，世界需要美国来维持秩序和稳定。安德森教授以这句话结束对卡普兰的引用：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就是，维护一个必将终结的帝国。（We are charged with the job of running an empire that looks forward to its own obsolescence.）

安德森提示道，所有的历史观均有瑕疵、所有霸权模式均非完美，但若要展望未来，就不应该将对未来政治的构想局限于单一逻辑。诚然，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常需要一个霸权国家来制定游戏规则，缺少霸权的时代通常是不稳定的时代。而新的理论所强调的是一个再也不需要国家间霸权平衡器的国际秩序，因为霸权的基础已稳定存在于国家和社会内部。按卡普兰的描述，就是“自由公民社会的全球性扩张和世界主要国家间有机循环的相互联系”（worldwide diffusion of a liberal civil society and revolving organ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major states）。关于前一个短语，安德森以位于华盛顿的致力于世界民主和政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为例；关于后者，他指出，这正是外交峰会的职能所在—— 相互依存，共同繁荣。

最后，安德森教授总结道，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和转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对康德而言，我们离永久和平的共和国联盟只有一步之遥；而在考茨基看来，我们将生活在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在未来真正到来之前，无人能给出确定答案。但无论如何，安德森教授提醒我们：这些可能性值得铭记在心。

与潘维教授对谈：资本会一统天下吗？

主题演讲结束后，潘维教授对演讲进行了评议，安德森教授则给出了回应与澄清。

潘维教授首先对十九世纪-二十一世纪大国协调模式比较的主题表示了高度兴趣。而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他总结道，安德森教授的演讲着眼于霸权话语，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观念支撑着以美国为首的当代秩序。对此，潘维补充了一项论据：与上世纪30年代和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时政府果断出手干预所不同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政府干预常常遭到质疑。与美欧限缩政府权力相同的是，中国政府也在推进简政放权。在潘维看来，可以借助葛兰西的理论，从意识形态上的霸权话语来解释这股席卷全球的趋势。

潘维还提出了两项评论。其一，美国自由主义观念在今天不仅已经遭到挑战，还同时不断制造着混乱。自由主义背后，则是全球化趋势下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摧毁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中的国家边境的概念。在潘维看来，冲突的产生并非源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摩擦，而在于文明与资本之间的对抗。资本所到之处，传统社区纷纷崩溃，人民感到无助和绝望。其结果是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在全球各地涌现。而结果有二：一方面，人们不仅需要限缩政府权力、也要限缩资本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不再是冲突的主体单元，资本作为非国家主体成为新的敌人。

其二，潘维同意安德森教授所指出的，中国政权在今天已经被美国大大挑战。不过他指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将统治世界，而是什么将统治世界—— 换言之，资本会否一统天下？在这个意义上，潘维更认可考茨基对超国家主义前景的预测。他最后提示道，将资本“关进笼子”是重要的。如此一来，现存世界秩序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持久。

安德森教授的回应主要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关于潘维对全球经济局势的考察，他肯定道，世界政治秩序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后者的稳定性在今日确实值得质疑。他回顾道，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已经进入被经济学家称为的“漫长的衰退时期”（long downturn）。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曾扭转这种颓势，但他们今日也面临经济发展普遍减速和经济泡沫等问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已经直率地指出经济发展的灰暗前景，各国仍使用传统的自由主义策略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其二，他观察到新自由主义下资本无限度扩张所引起的社会反应，即所谓“民粹主义的反叛”。就此他强调，民粹主义并不针对整个资本主义，而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安德森还指出，这种话语常常缺乏对社会结构的系统分析，并将精英和民众相当粗略地对立起来，而其具体口号如“占领华尔街”虽然占据道德高点，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思潮。 因为这种思潮的模糊性，在不同国家的政治倾向并不同，但其吸引的社会群体和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类似的。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图景。最后，安德森承认，潘维教授的问题抓住了核心，而这也是卡普兰文章的观点：世界霸主的地位在国家间转移，资本的统治地位却岿然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