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的教育行走
赵克明
40年前,做了三年民师的我,搭上重启的高考列车,进了师范中文班,那是1978年,历史进入新纪元。
当时,授课老师大都是“文革”期间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牛鬼蛇神”;而我们这些“大学生”,也都是被“文革”滚滚洪流“毁掉的一代”。劫后余生,热情迸发,活力四溢,同学们决心弥补逝去的光阴,比学赶超蔚然成风,课上没有记下的笔记会留下空行在课下填补上,早起晨跑后会拿出随身携带的文选书在路灯下诵读,吃饭排队时竟也像赛歌一样对读刚学习的课文。“动乱”刚息,百废待兴,学校图书馆几同虚设,同学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自订报刊,或托外地亲友购买图书,每得一本,全班传阅,记得我订了一份《语文学习》杂志,每期送来都一时不知所踪,等回到我手中时已是印迹斑斑,而我也曾借来同桌的一本《成语小词典》,用一个暑假一页页抄录下来,整整抄了三百多页纸。那时候,学习完全是自发的,不需教导,不需督促,大家心无旁骛,珍惜一切时间与机会,把埋头学习和参与学习活动作为一种荣耀,因为心中都有一片五彩的云。
1980年秋,我来到偏僻的乡村中学,带着满腔热情与五彩梦想。
一间土坯小屋,一张老式板床,一套破旧桌椅,就是在这简陋的条件下,我迈开了教育人生长跑的脚步。第一份教学设计,第一堂公开课,第一则教学日记,第一篇下水作文,第一张手抄小报,第一个班级书角,第一次作文竞赛……许多的第一次,都是应着教育改革的节拍。
一年后,我被调到交通相对便利一些的集镇中学,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教育人生的行走。进校第一天,老校长余朝宝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调到完中去了,他的一个班课由我来接。当时只感到校长对我信任,而两年后从他那儿得到一个秘密,他把那个班交给我时心里忐忑不安,因为50多位学生家长在当地都有一定身份,让孩子进这个班都是奔着把关教师的,而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中师生。是的,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乡镇学校,中师生能否撑起一根柱子,确实是一个考验。
让老校长深感欣慰的是,我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麻烦,而且给他挣足了面子。也就是从教那一届起,我质疑流行的凯洛夫“五环节”课堂教学法,觉得这样循规蹈矩地“讲”,学生们昏昏欲睡,课堂沉闷僵死,语文没了“活气”。于是,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悄悄进行大胆尝试:课堂上,要学生带工具书现场预习课文,制作“小卡片”预习课文,把课文进行“变形”阅读,多篇课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让学生参与命题进行形成性测试,以写作为龙头进行读、写、听、说综合训练;课堂之外,组织幼芽文学社,设立读书角,开展读书讲座,办社刊《幼芽报》,编印习作文选《幼芽集》,培养校园广播员,倡导做“家庭秘书”,搞社会走访调查;同时,还学习著名特级教师蔡澄清先生的“点拨教学法”,与学生一起摸索“捕鱼”招法,写“学案”(预习),“画”课文(理文路),循序设问(背诵),走出“黑箱子”(思维),借“题”发挥(读写训练),转换语言(语言训练),发挥成语多功能(综合训练)……。就这样,我把居室作为实验室,把教室作为实验田,把生活的广阔天地作为实验场,目标就是突破语文教育的樊篱。
这些做法,激活了课堂,引来了源头活水,使学生从狭小的语文学习天地里突围出来,沉闷的课堂有了生机,语文教学有了激情与趣味,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届学生的作文上了国家级杂志《中学生》,获得全国征文赛大奖,学校还得到主办方赠送的大红奖旗。领奖那天,老校长亲自点燃一挂鞭炮,又特意把我请到他家里去吃饭。这个阶段的奔跑或行走也让我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近百篇实验教学论文先后在国内专业报刊发表,应约在《中学生阅读》和《中学生》两家杂志上开辟了“赵克明作文讲堂”与“教你一招”专栏,我还通过在职进修获得大专和本科两个文凭。
1995年,霍邱教育进入大发展的快车道,我作为拔尖人才被引进到县城一中——省级示范高中。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起点不高,一直谨记师院导师洪作堂先生“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赠言,沿着“学、教、研”的路线前行。继续参与蔡澄清先生“中学语文点拨教学法”课题,还与语文界同道先后策划主持了省级、国家级课题“语言积累与表达实验研究”“中学生个性化写作实验与研究”“高中语文选修课策略与模式研究”“高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随着举国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融入其中,为语文教育“求真”而呐喊,而躬行。
面临学术界热议“怎么教”,我开始意识到“怎么教”固然重要,但是“教什么”更关系到教学的实质,也决定着教学的功效。我跳出“深山”以“山外人”的身份冷静地审视语文教育:如今学生能说会道、出口成章者如凤毛麟角,而讷讷于言、词不达意者则比比皆是;现代语文教学忽视了母语教学的规律,过于求助于科学主义思维方法,或者说把语文同其他自然学科混为一谈,语文改名换姓了,没有真正姓“语”;传统语文教育的成功经验是,强调多读,熟读成诵,烂熟于心,一直重视语文的实践性;现当代语文大家一致认为,语文学科及语文教学的核心是语言,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是掌握并运用祖国语言。于是,“教什么”的思想逐渐明晰:语言承载着思想,承载着情感,承载着知识,承载着文化,又具有审美内涵,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就接受了思想,接受了情感,接受了知识,接受了文化,也就训练了思维,陶冶了情操。基于此,我撰写了《“语言表达训练”实验研究的四个“转向”》一文,提出了要由缺乏“语训”意识的教学转向落实语言训练,由重视语言的应考教学转向注重语言的养成训练,由在教学中分析研究语言转向学习运用语言,由静态语言训练转向动态语言训练。我还结合教学实践撰写了一篇题为《构建“语言学习型”教学模式》的文章,阐释该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面对语言材料,自己去感受,自己去领悟,自己去积累,自己去运用,老师只起导入激趣、引领激情、反馈调整和创设情境指点方法的作用,该模式还强调学生要大量接触典范的语言材料并加以内化,感受、领悟、积累以吸收语言精华,丰富自己的语言仓库,形成良好的语言素养,并且把吸收的语言运用于表达的实践中,从而习得语感,提高语言鉴赏与表达能力。依据这一模式,我编写了多篇教学设计,其中《点拨学生背诵古诗词曲的尝试》《超常“组装”,让语言“靓”起来》《〈柳毅传〉教学设计》《〈说“木叶”〉教学设计》等,还在《语文教学通讯》等国家级专业刊物发表,在语文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泛滥成灾的应试作文“蒙骗术”,我理直气壮地说“不”,义无反顾地引导学生追求作文的“诚、善、美”:立言以“诚”,说诚实的、自己的话;立言以“善”,捧着一颗善良的心与别人进行交流与沟通,叙写善的体悟,阐述善的思想,抒发善的情感,进行善的劝诫;立言以“美”,以正确的审美观来写作,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应符合主流的审美标准,具有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健康的美、和谐的美。我还通过作文来修炼学生的人生,引导他们与自我对话,认识真实的自我,展示血肉丰富的自我,展示一个独特的世界;与自然对话,用心去聆听,用情去交流;与社会对话,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唤起生命的自觉,强化自己在社会舞台的角色意识,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写作中张扬“大我”;与大师对话,多读大师们留下的经典著作,多读关于大师的传记作品,让大师的形象矗立在我们的心中,让大师的思想渗透到我们的血液中,让大师的智慧在我们的写作中得到彰显。同时,还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点拨学生修炼写作真功:进行“收藏感动”“情感咀嚼”“真情感恩”等写作系列活动的情感养成训练;进行留意书本经典素材,关注生活鲜活素材,经常做转述素材、组合素材、变式表述素材“小体操”等建立写作“材料库”训练;进行感悟生活现象,为生活现象建“坐标系”,由“木头”看到“皮球”等审美、思维训练;进行设置生活情境做“语言体操”, 运用名称代换、“张冠李戴”、褒词贬用、移觉换位、异化形容、铺陈凸现等方法训练语言转换。这些研究,意在促进学生独立思维的形成,让作文成为学生培育心灵、抒写性灵的载体,发挥作文育能、育智与育人的功能,也激活作文教学的“一潭死水”。
针对语文教育已完全捆绑在高考战车上的现状,我一路呐喊为之招“魂”,勉力倡导“语文养成教育”。 借助网络和纸质媒体,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付诸自己的实践:
语文学习目标有三个层面,小而言之,是掌握一种终身使用的工具,能顺利应对中考、高考及将来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而言之,是为一生打下精神的底子,使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读书人,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大而言之,是传承民族的文明,固守民族的根本,让民族的血液永远流淌,并使自己成为未来文化的创造者。
语文养成教育,就是把握语文学习不同层面的目标,遵循熏陶渐染、积淀涵养、感悟体验、运用提升等语文学习规律,培养学生热爱母语的情感、关注语文的敏感与领悟语言的语感,从而协同渐进地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思等素养与能力,并养成学生终身学习的良好行为习惯……
所幸的是,我赶上了改革的大时代,我的呐喊与践行不乏击掌之声,《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教学通讯》《教师博览》等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为我提供了发表言说的空间,省、市、县各级教研部门的领导为我搭建发声的平台,著名特级教师唐俊先生在安师大讲授了“赵克明与‘语文养成教育’”课程,《新课程研究》杂志邀我主持的“语文养成教育”研究专栏文章被人大书报资料发布,教育部、北师大《中国教师》杂志还特邀我做客“名师工作坊”讲述“我和‘语文养成教育’”的故事。
40年,与改革开放同步前行,有汗水也有鲜花:破格晋升高级教师,被评为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江淮好学科名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当选为省中语会常务理事,受聘为《语文学习》《教师博览》《学语文》等杂志通讯员、签约作者、特约编辑和编委,登上了《语文教学通讯》《人民教育》《教师博览》等刊物“封面人物”“名师”栏目。
40年,弹指挥间,一路前行,岁月如歌,耳畔总萦绕着起跑线上的发令枪声……
(作者赵克明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