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文艺2022》文艺评论|张一文：名称的秘密：早期“打工文学”人名修辞探析

《东莞文艺2022》文艺评论|

名称的秘密：早期“打工文学”人名修辞探析

张一文

上海《咬文嚼字》（月刊）编辑部发布了 2020 年度十大流行语，“打工人”成为其中之一。当下的打工人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人有一定的相似性。打工文学曾经书写过早期打工人的生存境况，值得回顾与研究。

文学评论家雷达在《人民日报》撰文认为 ：“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这一界定的核心是“打工者写打工”。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早期打工文学的人名修辞策略。 所谓早期打工文学，亦有确指。1984 年打工青年林坚在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第 3 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

从那时开始，到 20 世纪结束，这一短暂而繁荣时期的打工文学，被认为是早期打工文学，也是特定年代打工场域生于忧患的文化表达。

早期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家，包括林坚、张伟明、安子（女）、周崇贤、黎志扬（排名不分先后）等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学潜质与写作成绩，作品大多反映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书写打工生活的不完美、批评现实的不和谐，深受打工青年读者欢迎。他们被称为“攻打”打工社会不良现象的“五个

火枪手”。这并非江湖封号，而是学术概括。以“打工文学的五个火枪手”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检索，有 12 篇相关研究论文之多。因此，本文着重以他们的代表作品为主要筛选与考察对象。

对早期打工文学例如“五个火枪手”作家作品文学性、社会性研究的成果很多，但是对他们作品中的人名修辞，作整体性系统研究的成果鲜少。

本议题要探讨的既是用什么样的人名叙事策略实现何种修辞意图的问题，也包含我们对于早期打工文学的价值重估，以及有关文学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的判断。

本文以早期打工文学及其代表作家“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通过文本细读与微观洞析，梳理作家在人物命名时采用的修辞与技巧，探讨人物名字在文本中的功能与意义，并进行归类与归因。其新意旨在使人名修辞成为观察与解释打工文学的新视角，成为更好地理解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文学与中国故事的新路径。

一、作品中强权人物的名称修辞

所谓强权人物，在打工文学作品中，多指权力的执行者与资本的代言人。权力的执行者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直接与打工者打交道的管理人员，他们本应履行保障打工者权益的职责，却往往成为弃责者、渎职者甚至是加害者。资本的代言人包括私企有钱的老板或者其附庸，他们往往可以决定打工者饭碗之有无、生存与发展。

（ 一）归类方面，恰到好处地运用修辞手法，能使人物形象鲜明。早期打工文学对强权人物的名称通常采用“污名化”修辞策略。例如，常用“香港婆”、“秃头”、“驼子”等贬义词来为作品中的强权人物命名，或者说给强权人物取类似的绰号，表达了作者对强权的蔑视、嘲弄与反抗。这既是打工文学的题中常有之意，也是底层叙事常用的修辞操作策略之一。

 强权人物的名称修辞，含有我们熟知的戏剧性表现的隐喻。鲁迅小说中的人名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绰号。取绰号的文化习俗由来已久，尽管人们有时厌恶绰号，但这一创造活动经久不衰，始终存在并为读者喜闻乐见。

打工文学继承了相关文学传统与创作手法并有所创新，为当代文学花名册上留下带有打工时代印记的新绰号、新名称，产生了可读性较强的艺术效果。

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里，有个盛气凌人的 QC 部经理，叫杜丽珠，来自香港。她自恃经理大权在握，对内地员工实施类似殖民化管理，动不动骂打工者为“马仔”（喽啰的意思）。作品中的打工仔“吹雨”和“我”都被她气走了。这个女人被大家取绰号为“香港婆”，这里的“婆”与管家婆、八婆（粤语用来形容好管闲事女子的俗语）、鸡婆（广东等地方方言，

失足妇女往往俗称“鸡婆”）的“婆”意思一样，都是贬义词。这个绰号与其说是打工者取的，不如说是作者操作人名修辞的结果，带有强烈的鄙视倾向性。

安子在《人在旅途》中也怒批“香港婆”：“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气扬的样子，真想把钞票扔在她的鼻子下，骂她剥削工人剥削得太离谱了！” 看得出，用“香港婆”来丑化“三资企业”中女性高管，在打工文学中并不少见。

黎志扬的作品没有出单行本，大多收录在杨宏海主编的《打工世界 ：青春的涌动》等书中。他在《打工妹在夜巴黎》写到一个绰号“秃头”的港商，想占四川来的打工妹容妮的便宜，手脚不老实，被容妮踹了一脚，而且踹的是要命的地方。这个港商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小说只写了他的绰号“秃头”，是个下作的男人，被踹后不敢发作，捂着裤裆，落荒而逃。

虽然男人上了年纪都有可能谢顶，但是用“秃头”来形容一个男人，就是对他的大不敬，甚至是鄙视、不屑与唾弃。

秃头一说并非仅此一说。周崇贤在《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里说到打工妹怨儿，最后又做了一个“香港秃头”的小老婆。这样的书写富有反讽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有钱有势来大陆的香港人，女的叫“香港婆”，男的叫“秃头”，几乎构成早期打工文学的惯用语。

周崇贤《我——要——活——下——去！》

里的强权所有者是厂长，那个“驼子”姓刘，好色。工人当面叫刘厂长，背地里叫流口水。有时还在前面加几个字，叫狗日的流口水。类似用“驼子”污名化的绰号来描写强权者的人名修辞，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人的厌恶与憎恨。

绰号不只是符号一个，驼子也不是姓刘的一个。周崇贤在《小河弯弯向南流》中写了一群挑夫，在码头搬运站装沙卸石。主管单位搬运站的公职人员孙主任，经常利用权力，向这些挑夫敲诈勒索，甚至欺男霸女。小说中的瑞儿心里笑了笑，告诉大家不要在“孙驼子”身上抱太大的希望，像他那样的小人永远都是不可靠的。虽然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可能驼背，但是用“驼子”来形容一个还没有驼背的人，绝对是背后戳他的脊梁骨。

文学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打工文学是生于忧患的底层文化表达。早期打工文学那些人名修辞，并非简单的技术治理或后现代式的贬义词，而是涵盖了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斗争，表现出深层次的劳资双方乃至社会与意识形态的不和谐。也许有人置喙，骂人家“香港婆”会破坏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不利于“一国两制”；而用“秃头”、“驼子”这样侮辱人格的字眼命名与修辞别人，也是斯文扫地，有违叙事伦理。这只能说，强权的板子没有打在他们的手心，他们当然不觉得痛，有说风凉话的心情与资本，修辞的象征性与批判意义也被他们忽视。

（ 二）归因方面，作品中强权人物的名称修辞，其产生根源在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场域公共权力与劳动关系的异化。通俗地说就是，权力与资本对打工者均不友好，外部压制导致内部反弹。这种修辞策略所欲达到的效果，体现了一种“弱者的抵抗”。

权力主要是指政府权力。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允许亿万农民及小镇青年进入大城市务工，政府起初也没有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与完善的管理经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以例证的方法，历数中国打工体制的落后与根源，打工者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其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责任缺失。

主流话语视打工者为盲流，对打工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不闻不问，蔑视并对打工社会实施力量压制与惩罚机制，成为制度设计的败笔。回到早期打工文学盛行的1980 －90 年代打工现场，户籍制度、收容遣送与暂住证制度，是潜在于打工者头上的“三座大山”，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打工者切身利益，引发不少社会问题。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孙志刚致死案” ，最终导致国家层面的收容遣送与暂住证制度废止。

资本主要是指外来资本。各地政府放低身段，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外资强势进入，气势磅礴，没有客随主便，而是反客为主。出于盈利的本性与目的，视各种剥削甚至类似于殖民化管理为正常（例如上文所提“香港婆”杜丽珠，最后被故事主人公反击 ：“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再加上劳动法规出台不及时，其他监管措施不到位，

各种资本代言人欺负打工者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无视打工者人格，超时加班，工伤不断，肆意克扣工资（上文所提安子笔下的“香港婆”）甚至欠薪等等。著名的事例包括“血汗工厂”争议 、“富士康十三跳” 、“总理讨薪” 等。

公共权力与劳动关系的异化，乃至劳资双方的矛盾，流动打工者与稳定社会管理层的矛盾，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文学评论家李敬泽 2015 年认为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进步，根本动力就在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这个世界对他们并不是很好，曾经很不好，现在也不能说好。”

强权对打工者的不友好，不论主流社会承认与否，都曾经是重要的存在。超出简单的个人受难层面，成为打工者的“集体性创伤记忆”。

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保障体系经过几百年的不断改良而显得相对完备，打工阶级面对剥削或许没有更多的冷嘲热讽或者反抗斗争。中国早期的打工者则不同，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强大。一旦进入资本职场与打工现场，受到资本盘剥与强权打压，各种反抗意识潜流暗涌甚至公开化，这就包括通过文学作品丑化强权人物这种“弱者的抵抗”。

打工文学属于所谓“体制外”底层创作。五个火枪手本人都曾经是不名一文的打工者。他们所写的这些打工故事和人物都是取材于 20 世纪最后 20 年真正存在的历史环境和事件。他们作为亲历者耳闻目睹不友好的打工体制与打工世界，难以摆脱的“制度性贫困”，笔头难免书写，不平则鸣。打工文学的“弱者的抵抗”叙事应运而生，其本质不过是丑化权力的执行者与资本的代言人，赋予某种现象以斗争意义，在人物命名上有着明确的反抗意图。打工现场上的压迫行径也使得打工者痛恨绅士式矫揉造作的文学语言，认为那样的书写只是粉饰太平，误导读者。

作品中强权人物的名字污名化，就是“弱者抵抗”的文学化，是有意义的抗争。政治学者张鸣认为 ：“弱者的反抗很微弱，但是即使是微弱，也必须反抗，或多或少让作恶者付出一点代价，一点点的代价积累起来，作恶者自会有所收敛”。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 (James C. Scott) 对

下层群体对抗权力方式研究表明，那些相对无权群体的反抗是“弱者的抵抗” 。作为一种抵抗书写，强权人名污名化，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反抗武器，

旨在营造一种“虚构的战斗，想象的冲突，现实的批判”的阅读快感，以表达弱势打工群体的不满。早期打工文学作品都是规模较小，主题深刻的悲喜剧，多半以亲历者的打工生活为蓝本。打工者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在城市化与再社会化过程中，为尊严而斗争，对不太合理的现实以及压制性权威加以反挫。他们的文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污名化人名修辞，满足了他们的控诉欲望，接续了批评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从“文学性”上看，文学的审美特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其实是“审丑”。作品中强权人物名字污名化，这样的异质性文学表达与修辞策略运用，透露出强烈的悲剧感与批判意识，与作品的反抗主题正相关，增益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呈现，值得肯定与完善。归因或许会有偏差，五个火枪手等人的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也有诸多值得商榷的方面。但是考察其文本实践的生成机制，其中通过人物命名等叙述手段，对历史的在场者——打工者所受的伤害，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书写，写出了意识形态压抑与社会进步的代价，是有意义的，是对底层生活的尖锐表达，主题大都触及到打工者的痛处。这种表达与悲情叙事，其实就是打工者深陷其中的不公平现实的真实写照。并不是负面书写和激进文本，也不是分心于阶级、工业和政治之类的毫无审美的空洞说教，更不是脱离思想政治的所谓纯艺术，而是类似于一种“新左翼文学” 创作。

持平而论，作为叙述手段，打工文学对强权人物名称污名化修辞策略未必有多么精彩，但也不见得就有多么粗鄙。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可能会在人物命名手段上高明一些，这并不必然反证打工文学人名策略的失败或者无价值。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收容遣送废止与暂住证改为居住证制度实施，劳动用工法规的完备，和谐社会的建设，劳资关系的和解，特别是党和政府对打工者的人文关怀日益增强，进入新世纪后的打工文学，这种污名化书写已经很少。

二、作品主人公的名称修辞

早期打工文学风行十多年，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股阅读热潮。例如1990 年代，密集刊发打工文学作品的《佛山文艺》杂志，月发行量超过50 万册，一度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文学杂志。 打工者群体构成了打工文学阅读接受的基本面，打工者与打工文学具有密切的同构关联与强烈的认同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微而观之，是打工文学作品对强权人物命名使用了污名化修辞策略，读来令人解气 ；另一方面，是其对作品主人公命名采用了隐喻化乃至无名化修辞策略与技术治理，这既是文学超越生活的真实而追求艺术真实的内在要求，也客观反映了打工者的真实心态。读后令人产生共鸣，引发代入感与斯世同怀之情，从而赢得市场。就学术

论，探究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主人公“名称里的秘密”，以及由命名所反映出来的打工社会真相，前人研究成果并不太多。

（ 一）归类方面，洞析早期打工文学作品，发现大多都对主人公的命名，采用隐喻化、无名化写作策略。

1. 隐喻化方面，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认为，用普通词组成的言语最明晰，却显得平淡无奇 ；而用隐喻可使言语显得华丽并摆脱生活用语的一般化。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倘若通过隐喻修辞，总能以不平常的、异于常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给人们新鲜的感受。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主人公人名隐喻修辞的使用，在话语风格上体现了不平淡的风格，提升了打工文学的艺术质量。也不断打破读者已知的经验，使读者生成新的体验，增强了打工文

学的读者“粘性”。

张伟明小说《无所适从》

的主人公海藻，姓海名藻，这个名称修辞颇具隐喻性，与人物命运高度关联。海藻来到城市后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

心理又抗拒城市所谓的文明对自己的压迫。他认为自己长期以来逃避和抵抗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像他女友“菊”那样，蜕变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仙人掌。仙人掌耐炎热、耐干旱、甚至在沙漠里都能生长。而海藻是海里的藻类植物（如海带、紫菜等），离不开大海离不开水。这两类植物生活习性刚好截然相反，隐喻了打工者海藻适应不了城市仙人掌生活环境。这样的人物命名，具有一语相关的修辞效果，同时也能让读者从人物的命名中读懂人物之于打工城市的尴尬命运——留不住、离不开，活在“离乡”和“留城”的双重生活纠葛中。2009 年 7 月上海电视台播出电视剧《蜗居》讲述了现代都市青年的情感故事，其主人公之一也叫海藻。用互文性来解读，不能说张伟明 1999 年出版的《无所适从》，对后来类似题材、素材、人名修辞的操作者，没有影响。

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里的主人公段志，其姓名也富有隐喻修辞色彩。25 岁的段志在皇都丝绸时装公司打工 3 年，因无意撞见主管与下属女工偷欢，最后离职，去了一达公司做浇模工。女友死于非命后，他被警方错误关押 1 个月，工作也丢了。出来后到女友妹妹齐乐的巴昂公司打工。郁郁不得志，决心离开城市。打道回府后，家乡又不待见他。趋避冲

突之下，段志不得不重返“别人的城市”。这往返城乡两地的遭遇，像极了他的名字“段志”，其实就是打工者命运的“断志”——人生美好的志向被迫一再中断，谐音效果一清二楚，没有冗余、厚重和繁杂的装饰。 周崇贤《我——要——活——下——去！ 》主人公叫吴媚，谐音妩媚，

这样一个长得好、肯吃苦的打工妹，竟然被好色厂长逼疯。吴媚的哥哥吴

老好比较老实，长一身蛮力气，却老是受人欺负。两兄妹最后的结局是在

异乡的小镇上拣破烂为生。吴媚、吴老好这两个充满美好、纯朴情愫的名字或者说人物，备受欺侮，让人深表同情。作品这样的主人公人名修辞或者人物塑造，使得悲剧看起来更为惨痛，能召唤读者对强权压迫现象的反

思。这些打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都有特定含义，从符号学理论来看，较好地构成了打工者这一新型社会群体能指识别的标志。隐喻化的人物名称，既呈现了一般的符号功能，也折射出打工文学的价值取向与美学意图。

2. 无名化方面，早期打工文学对于作品主人公的命名，还有另外一种修辞偏好，表现出无名化的特点。“无名之名”与废名不废一样，内涵深刻，

体现作者笔下人物既自我展示又自我遮蔽的双重可能，反映出作者对相同打工生活、不同打工人物的透视、辨识与形塑能力。

张伟明的小说，作品主人公无名化修辞最具代表性。他在《我不能回家》这篇小说中，写“我”在外打工的故事，自始至终没有告诉读者“我”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我”是一个幼儿园舞蹈老师的丈夫，因为不满小镇平静的生活，来到深圳打工，偶遇一个 25 岁左右的打工妹“莉莉”，并与她同住。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夜里说梦话叫“莉莉”被老婆听见，

老婆也很淡然。因为她也与另外一个男同学好上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又回到“莉莉”所在的深圳……这样籍籍无名的人物，在打工文学中俯拾即是。

 在严酷的打工现实面前，如郁达夫所称“微虫似的我辈”叫什么名字已经并不重要。本来就是打工江湖的一滴水，取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反而不伦不类。讲个完整故事就好，“别问我是谁，请让我面对”，“不要问

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成为一种叙事本能。此外，打工世界里，一些从事灰色产业的打工者，更倾向于自我遮蔽，打工文学也往往为“黄”者讳。总之，作为边缘化“非典型性”创作，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主人公无名化的修辞手法，并非意义上的消极流变，而是对彼时打工世界真实而无奈的反映。

张伟明的小说《无所适从》中女主人公，是男主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女孩，火车上没听清楚她的名字，“叫胡丽或者叫胡莉或者叫富丽或者叫狐狸的女子亦变得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两人一拍即合，提前下车，在一个美丽小镇住了几天，思考人生，同吃同住同旅游，如此艳遇充满传奇，又何必追究姓甚名谁。也流露出作者有意模糊人物名字，只突出人物个性的写作意图。

在小说《大吹口哨》里，张伟明再次操作无名化修辞策略。作品的主要人物分别叫做“写散文的女孩”，“写小说的‘瘦猴’”，“写诗的哥儿”，“局长那不怎么好看的女儿”，“蚊子”等等，这样的称谓反复出现。或许是因为故事情节涉及“个人隐私”太多，所以基本上不搞实名制，留给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其实，逐个命名也未必就能够增加多少文本可读性，虚名

化反倒能使文本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作品产生陌生化之感。

周崇贤的作品，也在主人公人名修辞无名化上煞费苦心。《渴望浪漫》是他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 9 篇小说。小说分别写了 9 个打工女孩的奋斗故事。每篇小说中，男主人公统统都叫一个名字“周崇贤”——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名，亦即 9 个不同的打工仔周崇贤和 9 个不同的打工妹交往的打工故事。周崇贤或许是受到鲁迅启发。“迅哥儿”是鲁迅幼年的小名，

鲁迅曾多次用之作为不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周崇贤这番修辞操作，出现“重名”现象，显然是为达到某种独特效果而采用的创作手法，体现了主

人公无名化。用作者的真名命名作品的男主人公，让人一看就知道小说人

物用的是“假名”，真名不得而知或者没有。换言之，都叫周崇贤就等于都不叫周崇贤，都有这个名字也就意味着都没有一个名字。这种奇异的貌似共名实为无名的修辞，使得这本小说集，作为打工文学的一本佳作而具有可读性。

（二）归因方面，作品主人公名称修辞的产生机制，与打工人的自我隐喻与遮蔽有关，是人物塑造“曲笔彰显”或“自我遮蔽”的结果。隐喻化乃至无名化策略运用，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打工者个人因素乃至文学的内在要求，也是打工者与打工环境博弈关系在文学中的反映。

1. 曲笔彰显方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打工体制的不完善，打工者谋生不易，许多负面新闻也常见报章，打工者一度被称为盲流，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代名词。城市主流社会对打工群体充满戒备。主流文坛也对打工文学存在歧视，主流评论家普遍认为打工文学作者学历浅，没有经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加班之余也没有太多时间打磨作品，他们的创作

过于仓促浅白，文学性不强，艺术水准偏低。例如郭小东在《南方文坛》2013年第 2 期发文《“打工文学”论辩》质疑打工文学“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经典意义上的作家作品”。

面对身份与作品的双重焦虑，打工文学必须用精品说话，以便争得应有的地位。而对作品主人公人物命名采用隐喻策略，实为一举两便。作家为笔下人物成功创设寓意深刻的主人公名字，且多有褒扬之隐意（例如上文所提“吴媚”等），这是尝试着用文学作品，为打工者身份正名。另一方面，也是为打工文学经典化而努力，让所遭遇的鄙视成为不断拓展作品艺术表

现手法（包括人名修辞策略）的动力。如果说打工文学对强权人物命名采用污名化是直笔鞭笞假恶丑，那么其对主人公的命名修辞采用隐喻，多半是为了歌颂真善美。这种歌颂以隐喻的曲笔方式进行，体现了文学的真实性与作品的艺术性。隐喻曲笔的较好使用显然是作品更有艺术特质的表现，也是文学的内在要求，隐喻比直说更有文采。

2. 自我遮蔽方面，如果说隐喻化褒扬意图能让主人公有自我彰显的机会，那么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中，还有另一种“自我遮蔽”的操作即无

名化，让作品主人公成为无名者。当然，无名者形象塑造也不是没有传统，鲁迅就曾对“无我、无思、无名”的无名者形象做过剖析。在早期打工文学中，一般认为对强权人名污名化是迫于外界的打压，

而对作品主人公命名的无名化，多半与环境制约下打工者及其他们的书写者内在的心态有关。事实上，打工场景中的“弱者的抵抗”大多以失败告终，在“稳定压倒一切”思想主导下，打工者要么被炒鱿鱼要么自动离职，要么安于现状苟且偷生听天由命，要么频繁跳槽。经历多了，打工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这当然是一种正面的心态反映。更多的是在挫败中滋生强烈自卑，在身份转变中产生心理障碍， 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倾向增多，陷入贫困亚文化怪圈。这种怪圈影响了无名化策略操作。换言之，贫困亚文化怪圈中，自卑者挫败者不必报姓名，灰色职业者也需被讳名，各种“自我遮蔽”成为首选。书写充满自卑感挫败感的打工作品主人公，在命名策略上无名化，能更好地保护与刻画打工面具下的无名者。

也就是说，在打工文学作者们看来，农民工为主的打工者，由无产阶级的天然联盟陷落社会最底层，被削弱了工农联盟成员的主人翁地位，以及作为一个劳动者群体应该得到的尊严。没有地位没有尊严而有个什么漂亮名字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无名化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无名化代表了普遍性，打工者是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无名英雄，是中国高速行驶快车

下的铺路石。路碑容易被命名，而要给每一块铺路石命名，没有必要。

三、作品其他人物的名称修辞

 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多为打工者“朋友圈”里的人，例如同事、工友、老乡与恋人之类，交往的人群多为同阶级的打工者。这与打工者交际范围非常狭窄有关。长年累月的加班加点，使得打工者很少有时间走出打工场所，扩大交际面，认识同事、工友、老乡与恋人之外的新朋友。城里人防备着甚至是看不起打工者，也很难进入打工者朋友圈。即便是打工文学作者，也是“打工者写打工”，多是在打工朋友圈里寻找写作素材，或者是在关于打工者的负面报道中寻找创作灵感。这种局限，也制约了早期打工文学对于改革开放更加宏阔的社会场景的全面描写。

（ 一）归类方面，作品中其他人物名称，友好型、戏谑型、鼓励型居多，体现出共情的意味，反映了早期打工文学在人名修辞上的艺术多样性，也是作者作品对打工者有效社交情况与人际价值观的真实写照。林坚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组织罢工的打工者叫陈少雄，陈少雄递给“我”一封《致星光公司的公开信》，他站在“我”面前，腰杆挺得从未有过的笔直。这样一名打工英雄，很有激励意义，被作者取名为“少雄”——年少英雄，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反之，如果把他取名为“吴良”（吴良是林坚另一篇小说《别人的城市》里的人物），谐音无良，一般来说，估计就难以承担此等反抗行动的领导者角色。或者需要作者事先破费更多笔墨，铺垫吴良并非无良，这就没有叫“少雄”来得自然、顺当。

黎志扬小说《禁止浪漫》里有个锅炉工叫“西部牛仔”，名字来由是他来通达公司见工那天，上穿一件牛仔衫，下着一条牛仔裤，身背一个牛仔布袋，一副打工仔的行头，后来大家就叫他“西部牛仔”了，名字很少人叫。众所周知，西部牛仔是指 18、19 世纪北美西部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一群热情无畏的开拓者。他们富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精神，和当代中国的打工者有许多可比之处。把当代中国的打工者称为“西部牛仔”，其名外深意在在不能忽视。以上两类人名技术治理，给热血青年打工读者一种非常励志受用的阅读感受，在读者“客户端”所抵达的程度相当广泛。张伟明《下一站》里主人公 QC 部的“我”暗恋“生产调度室秘书”，

这个女秘书叫质君，美好的名字让读者不禁想起《论语》里的“子曰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切合了“我”、我们的爱慕之情。而“我”另外一个工友，是从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上走来的退伍兵，他叫阿标，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彪悍的中国军人。这样的人名修辞是与人物身份、性格与作者感情立场相匹配的，也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作为人名修辞手段，运用得恰到好处。 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名称，也有取绰号的，例如“小暴发户”、“二流子”、“国国”（谐音蝈蝈）等，戏谑的用意居多。在“现代化神话”（以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为表象）场景下，这种修辞的变化也是其来有自、并非偶然的。（二）归因方面，作品其他人物名称修辞，源自打工者的人际价值观和写作者的文化共情力。是“打工一家亲”的外部现实及其导致的作者与人为善的内在写作动机相结合的必然选择，说到底，是一种文化共情机制在起作用。

文学最终是要反映现实的。打工文学反映了打工者的人际价值观。打工群体的现实受环境制约与特定的生存条件影响，打工者与打工场域博弈的结果，导致他们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自卑感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完全正常的，正是它的存在才促使人们寻求补偿。

打工者在寻找情感补偿时，人际交往呈现同质性，交际空间板结，来往的人群多为打工中人。这符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言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即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地域性

老乡与业缘型工友等，成为打工者“水的波纹”中最亲近的“圈圈”，被打工者所珍惜。在家靠父母，打工靠朋友，“打工一家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打工文学人名修辞策略之于他们，具有情感凝聚力，很难产生丑化或贬抑的写作动机。“打工一家亲”的人际价值观还表现在，基于城乡变革与时代变迁的现实，打工者在城市的人际交往中，乐于与“作品中其他人物”例如老乡、工友互动，抱团取暖，同声相应，而和城里人疏远。 在遇到困难时，打

工者常求助于“作品中其他人物”。在中国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时期，打工者之间存在很多类似的脆弱的生存境遇，彼此心理上没有太多障碍，容易沟通，并产生共鸣，共存于差序格局中半径相对较小的“同心圆”里，相互之间惺惺相惜，对自带的自卑心理产生补偿。换言之，打工者对“作品中其他人物”产生了熟人社会的那种依赖，友好、戏谑、激励，体现了打

工者交往局限之下的人际价值观。这种社会现实，需要文学来客观反映，文学的反映（作品）引发了读者普遍的接受热情。这就是打工文学其他人物名称呈现友好型、戏谑型、鼓励型的客观外因。 “ 打工一家亲”引发了写作者的文化共情 (cultural empathy) 力，导致了作者产生与人为善的内在写作动机，这并非空穴来风与主观判断。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打工”的文学，说明作者本身是打工者，不是专业作家。他们都是打工的亲历者，与其他打工者感同身受，有共同的情绪体察，能够理解打工者情绪感受的变化，能够分析打工者情绪感受变化的根源，从而成为打工者朋友圈成员和文学代言人。他们笔下的作品其他人物的名称修辞，友好型、戏谑型、鼓励型居多，其操作动机良善化也就不难理解。正如孙恒创作并首唱的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 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一样。与人为善是老百姓人际关系的优良传统，铁凝在她的小说集《飞行酿酒师》自序中认为“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打工文学作者们对作品中强权人物与主人公之外的其他人物的描写，出于文化共情，往往也带着与人为善的目光。在这样的目光观照下，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命名修辞策略，自然也是善良型的，没有污名化，也不刻意隐喻或无名化，而是以一种友好的或略带戏谑的笔触，予以鲜活地呈现，为故事的起承转合与作品的主题服务。这种人名修辞策略，践行了非常朴素的与人为善、守望相助的叙事取向与写作伦理。

打工文学作者在流动与漂泊的创作过程中，投入了他们对工友等朋辈欣赏的视角与文化共情力，呈现的意蕴悠长。尽管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表露友好善待之类的词语，但我们通过观察其人名修辞，能够感受到作者鲜明的立场与感情。这样的修辞策略，符合雷 · 韦勒克等关于“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的判断。打工这一特殊社

会实践，确实把大家集结在了一起，并产生了业缘、地缘甚至“写作缘”等诸多亲密关系。

 诚然，打工文学作品中其他人物，也有矛盾冲突，但都不是主要矛盾。

他们在事关打工者切身利益时更加团结，例如上文所提陈少雄领导的罢工，就因为打工者团结一致而取得局部胜利。

不过，在一些精英人士看来，打工者包括“作品中其他人物”大都是社会盲流，不值得友好描写，更无励志或鼓励可言。远离打工现场的人们，“视差之见”明显，文化共情缺乏，很难“同情之理解”打工文学作品较为底层的审美追求，包括其中的人名修辞策略。时过境迁，时代语境和文化基因依然限制了当下很多“ 打工人”等对早期打工人及其文学的想象，难以认同其人名修辞所包含的“名称里的秘密”，这正说明打工文学依然还有继续研究推介的必要。

结语：按理说，文学创作中人名修辞应具更多可能性，五个火枪手等打工文学作家，作为不同的个体，给作品人物命名的方法应该各有不同，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导致趋同的结果。之所以这样，主要是他们差不多层次的文化水平所导致的语言材料的局限性，以及他们耳濡目染的打工场景的相似性。

 固然不能轻易把结果归因于某个特殊的原因，但不可否认，早期打工文学人名修辞生成机制，契合了这样一种逻辑自洽关系：打工世界对打工者不友好，打工者产生了“弱者的抵抗”（作品中强权人物名字污名化）。

在抵抗无效而生活抑或创作还是要继续的情况下，打工者内心充满自卑（作品主人公名称隐喻乃至无名化）。失落的心态需要补偿，在寻找情感补偿时，打工者人际交往呈现同质性，交往的人群多为相同阶级的打工人。为作者文化共情力所展现，作品其他人物名称，友好型、戏谑型、激励型居多。早期打工文学以人名修辞为手段，独具特色地赋予作品人物名称较为

深层的内涵，其“名称里的秘密”不仅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魅力，也有助于今天的“打工人”及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有“年代感”的作品，更好地理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与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