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从军经历_中国时代文化网

自古以来，“保家卫国”是男子汉大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生中倘若没有从军的经历，绝对是一种缺失和遗憾，即使你是一个成功的“男士”。

与父辈们不同的是，在和平年代当兵少了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的悲壮，而艰苦的锻炼与意志的磨砺同样让我终生难忘。

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中、苏(前苏联)两国在中国边境珍宝岛摩擦不断，林副统帅的“一号令”更让国内的气氛愈发紧张。广播里天天在宣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下农村或当兵是当年初中毕业生必选其一的出路。头一年所有在校的高中生和初中毕业生统称老三届全部都上山下乡了，而今，全校5个令人羡慕的当兵指标，经过体检、政审和军代表的几番筛选，我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从此也正式启动了我踏入社会的人生。

一、奔赴海疆

深秋的江城武汉，清风中夹带着寒凉，喧嚣中骚动着激情。街道里随时都会传来阵阵的革命口号声，江面上的行船与长江大桥上往来火车的笛鸣交相呼应。

缓缓而动的灰黑色列车，载着我和我的新战友们离开了锣鼓喧天的兵站，渐行渐远的建筑和亲人们泪别的容貌，开始一幕幕走进记忆中。此时我脑海里最深的印象，就是已有数月未见，连夜从数百公里外的被“斗、批、改”的地点，宜昌一个叫窑湾的地方，风尘仆仆赶回来为我送行的父母―――他们饱经沧桑而疲惫的音容。

闷罐子车厢里昏暗不清，靠着铁皮墙地边上的新背包席地而坐就是每个人的旅行空间，车厢中部有个带烟筒的铁炉子和一小堆煤，两侧中间的车门一边锁着，另一边拉开了一半透气，就是我们看外景的窗口，一位带队的老兵坐在旁边负责安全。车厢的一头有一块地板可以抽开，这是全车厢唯一的厕所。

虽然已离开家乡，带队的老兵们始终没有透露，我们将奔赴的地点。北上的列车走走停停，有时还被重新编组，吃饭没有钟点，每到一个兵站，满站台都是新兵。想去站台的洗脸池洗洗路尘，看到的都是乱哄哄的场面。每个人刚淋湿了毛巾，一杯凉水还没接满就被后面的人推开挤走。新发的茶缸就是我们吃饭的餐具用来盛白菜、萝卜、咸菜或清汤，就着吃凉馒头。好在父亲临行前给了我一个小勺子，看见有人用牙刷把子吃饭，觉得挺可笑。

在几个兵站都看到带兵的军官因自己的队伍饭不够吃而大发雷霆。我们是海军，带队的首长穿着深灰色的呢子军装，高高的个头，冬装军帽修整的方方正正，扣在头上沿着双眉左高一指，右高二指，脚蹬着那个时代少见的高腰黑皮靴―――威风凛凛。曾见到他一气之下，把兵站的空饭桶一脚踢得飞远。说真的，那时对有这样的带兵人，感到很自豪，更欣赏军人的威武尤其是水兵的魅力。有些兵站干脆就发一小包饼干，大家就着军用水壶里的凉水充饥。

一路下来，天气越来越冷，车厢的炉子升了几次火都灭掉了，地上灰尘很大。刚开始，夜晚有人舍不得打开新背包，大家都和衣躺着背靠背取暖，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纷纷铺开。老爸在我临行前给了一块浅蓝色塑料布，心想还是老爸有谱，我把它横着打开刚好够三四个人垫底。

在列车上，已经感受到了政治气氛，学习毛主席语录，听老兵讲部队的故事，战友们彼此认识后才知道有来自武昌华师一附中，也有武昌水果湖中学的，听着一些人的黄陂口音，我想那一定来自汉口、汉阳的学校，共同的就是每个学校都是5个人。从此我开始真正品味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句话的道理。在四十多年以后，写这句话，信笔而出，可见当初印象之深刻。

四五天后，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我们终于到家了，新生活的驻地―――北国的沿海城市山东烟台。这一路的大致行程是后来在探家的时候才搞明白，汉口－孝感－信阳－驻马店－郑州－兰考－徐州－。。。－济南－。。。－烟台。

二、难忘的新兵连

新兵入伍都要经历新兵连的训练，说是过五关，其实不止五关，有时一天就要过几关。这也是加快从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转换过程，人生的一道坎。

在训练场上，口令声、训斥声、脚步声此起彼伏。迎着海面吹来刺骨的寒风不允许放下帽耳朵，不允许带手套，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队列训练，要求的是整齐划一，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军容训练，要求的是挺胸收腹，昂首平视，威严镇定，内务整洁。军械训练，要求的是熟悉枪械，拆装迅速，掌握技巧，动作准确；射击、瞄准，越野长跑，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认真，需要刻苦、需要坚持。

个人与个人相比，班排与班排相比，各级指挥员和指导员总是能够想出各种方式提高大家的互助精神和荣誉感。当然，在那个年代，“天天读”和“斗私批修”也是每天的必修课。

凡事总有异，有些人走队列总是比别人慢半拍，就好像大脑永远无法协调手脚的动作；有些人在单杠上，摇摇晃晃完全没有生气，就像挂在上面的一块肉；有的人反应超慢，总是洋相百出。有的人面对鞍马，就是跳不过去，往往此时教练都是训斥嘲笑的人，耐心鼓励当事者。想来人和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天生就不是当兵的料。真要到战场上，牺牲的系数绝对小不了。

我们的营房坐落在烟台市东北的一个大山坡上，再往后就是海拔500多米的岱望山，面朝大海，高低错落，依山而建，而且有些破旧，据说是征收的民房。住宿都以班为单位，一律是地铺，地板上铺着薄薄一层麦草，上面再铺一个两斤左右的薄棉褥子，都很旧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再用新发的白床单遮住。大家并排头朝墙有比肩膀宽一些的睡觉位置，为了防止脚下麦草散乱都用砖头当床沿。老兵班长睡在门口，掌控照明灯的开关线，门后是一排枪架。每个房间中间有一个小煤炉子，开会学习时可以烧热水。将近12月份的渤海湾气温都在零下，夜晚北风与海浪声此起彼伏寒冷异常。连部的外面堆放了一些煤，刚开始各班的值班员都到那儿去捡煤块，因为好烧，可是不久就剩下煤粉了，打湿后和一些泥巴烧，加上大家都把臭鞋垫放在旁边烘烤房屋里奇味难闻。

新兵最怕的就是紧急集合，每天熄灯号响起，班长都提醒大家，把自己的鞋、背包带放好。本来一天训练下来疲惫不堪，经常是刚进入梦香，十一二点，紧急集合的哨声就吹起来了。开始几次混乱不堪，惊醒后不准开灯，漆黑下由于空间小都靠的很近，相互间穿错衣服，蹬错鞋，打背包时互相扯抢一根背包带的事总有发生，还不准出声说话，都在心里喊怨，最后有的人很无奈的抱着被子跑到队列里去站着。如果不是天黑遮掩，这支队伍一定狼狈不堪。

每天早上出操，留下值日生整理内务并负责到山坡上全连唯一的一口水井去打水给大家洗脸，这对农村来的战士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我来说可有一定的难度。井口结着厚厚的冰，站在井沿上，握着冰冷的粗麻绳，朝下看着深度五六米的水面，无论怎么晃悠，那个铁桶就是沉不下去，好歹把水接满了又拉不上来，脚下太滑生怕被水桶给拽下井，好在经常有其他班的值日生帮忙。

在那个年代，每天是四毛五分的伙食费，新兵连不像老连队有副业，炊事员又是抽调来的，伙食超差。早饭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切碎的咸菜疙瘩。中晚饭是二米饭就着水煮白菜、萝卜或豆腐。南方来的战士吃不惯小米，含量百分之七八十的小米合着大米做的大锅饭有时又是半生不熟，吃的时候小米满嘴乱跑。因为油水太少，大家有意见，后来感觉油水是多了，但听说那是在菜快出锅的时候再放几勺生油。一个班围着一个菜盆，周六能见到几块肉，被十几双眼睛盯着。偶尔吃二合面馒头，不像平时吃窝头，到最后筐里捡的干干净净。但在一次点名中，指导员拿着半个硬邦邦的剩馒头，严厉批评有人把馒头带回宿舍吃不了乱扔，并以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忆苦思甜教育。

年轻人正在长身体，活动量大油水少，嘴肯定馋。在家乡武装部出发时发了6元钱津贴费，后来在新兵连又发了一次，星期天曾到街上买了半斤多江米条点心，把两边的裤兜装的满满的，边走边偷着吃，在大街上怕老百姓看见影响军容，在连队又怕被战友们看见，后来蹲在连队的露天厕所里把它们彻底消灭掉，弄得裤兜全是油腻腻的，我想用这种方式解馋的绝不只是我一个。

由于整天训练，一到周日总要洗衣服，几十号人围着营区内唯一的水井打水。井边的冰越结越高，形成了斜坡，周边的土坡高低不平，有人为了自己方便，就近倒脏水，于是夹带着黄土的肥皂水又流进水井。中午和晚上炊事班照常在井里打水做饭。

新兵没有分配到正规部队之前只有一套布的冬装军服，因为水兵登上舰船后都要换成呢子军装。因此入伍时发的棉袄都是过去的旧衣服，有扎成竖条的志愿军时代的服装，有50年代的苏式服装，有的人发的还是大裤裆的马裤，大家调侃说那是从解放战争缴获的国民党军备仓库中翻出来的。星期天整理个人卫生，本来平常青灰一色的队伍，吃午饭时大家都穿着没有罩衣的光棉袄，一片黄颜色夹着几个灰点，成为五花八门的杂牌军。

都训练一个多月了，我们的衣领和帽子依旧光秃秃，心也一直悬在半空中。记得，在一个北风呼啸，飞雪扑面的夜晚，又传来了急促的紧急集合的哨音，此时大家把四斤重的棉被在短时间内打成三横压两竖的背包，已经能轻松而就了。因为早有一种预感这一次绝不是一般的训练，瞬间犹豫之后，我把棉裤和绒裤都放在了枕头（军人每人发一块白布用来包杂物当枕头）下面，只穿了一条衬裤和外裤，上身是衬衣加空心棉袄（没穿平时的绒衣）。棉帽、绒手套、挎包、水壶、背包，加上半自动步枪，几分钟内就站到了队伍中。

点名后，迎着漫天飞雪，在零下五、六度的风寒中，队伍向营地背后的大山行进。不久，前面传来跑步前进的口令，于是大家开始在白皑皑一片看不见道路的大山中奔爬。因为没穿棉裤我的脚步相对轻松很多，因为一直在走、在跑加上紧张，在寒风中我没有感觉到冷。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队伍越拉越长，开始有人掉队。训练我们的老兵班长们不用打背包，也不需要带枪，他们开始帮掉队的新兵背枪，并站在关键的陡坡拉一把新兵的手。再后来整个队伍已经不是在跑了，但没有下达停止的命令。前前后后除了山林的风声，就是棉鞋在雪地上的摩擦声，再就是越来越突出的“呼哧呼哧”地喘气声，夹杂着各级指挥员的低声鼓励。

虽然是冰雪寒天，此时我的眼睛已经开始模糊，汗水从棉帽中不住地往下流淌。因为空气太凉，不敢喘粗气，腿也开始发抖，但始终坚持紧跟着队伍。真不知走了多久，就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的营房了，整整在山上转了大半夜。当多数人站在集合点列队时，看见从山上稀稀拉拉下来的掉队人员，有人帽子歪戴着一瘸一拐，有人拖着步枪枪口都触到了地上，还有人背包散开了，把长长的被子一前一后搭载肩上，很象打了败仗，逃难出来的残兵败卒。此时我看着他们，心里比他们还要茫然。好歹熬过了这一关。列队后，连长宣布回营房休息，早饭推迟到9点，今晚加餐。

此时最需要的是赶紧休息睡觉，宿舍里几乎和外面一样冷，摊开背包才发现，汗水不但湿透了棉袄，还把棉被也沁得的厚厚一层水迹。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和衣盖被躺下就睡。然而，睡着、睡着就觉得肚子里七上八下疼的难受，翻来覆去，心想忍一忍可能会过去，但是睡不着了。

本来鞋和袜子都湿透了脚指冰凉，衬衫也是湿透未干寒凉透骨，这时周身开始发抖。这种状态要是在平时只要说一声，班长立马会去找卫生员，然而此时看着周围一个一个都蒙着头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突然间感到一阵恶心，于是坐了起来，也就是这么一坐，一口酸水就像喷泉一样脱口而出，从地铺脚下的砖头往外吐了一地。一阵呕吐后，感觉好多了，坐在地铺上发了一阵呆，然后慢慢爬起来，一点点从屋子中间冰冷的炉膛里掏出一些煤灰，轻轻地把地板上的呕吐物盖住然后扫掉。看着一屋子睡着的人，听着他们细微的呼吸，我坐在地铺边仰着头，当兵以来无声的热泪第一次喷涌而出，此时我最需要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的安慰，然而他们远在天涯。

下午全连大会，宣布今天发领章、帽徽。同时也宣布有三位新兵因各种情况不适合留在部队，已通知武装部并派人准备将他们送回家乡。我知道其中有一位是吃不了苦自愿退出的。命运安排了每个人的未来，虽然他们没有留在部队，但毕竟有过与我们同样的经历，说实在的，很为他们感到惋惜。

缝领章，戴帽徽，老兵告诉我们要在领章背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血型，如果打仗负伤便于抢救。我所在的部队是海军北海舰队海道测量大队。我想也许从现在开始我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因为我迈过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这一道坎。

三、不平常的演习锻炼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由于海军政委李作鹏与其关系的密切，整个海军部队都受到了影响。码头上多了许多陆军站岗，舰艇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准出海，部队天天学习。

一九七二年，邓小平同志协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提出了部队必须整顿和练兵比武的要求。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连续两年，我在烟台基地组织的信号兵考核中获得第一名。烟台基地现在已撤消了，但在当年是北海舰队下属的两个野战军级基地之一，另一个是旅顺基地。基地的辖区从河北的秦皇岛至江苏的连云港，包括了整个胶州半岛的沿海线。

信号兵属于海军的视觉通讯专业，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哥伦布年代。在海上船只通过旗语、火把相互或与陆岸通讯联系，即使进入到计算机时代，由于其保密程度高，生命力强，各国舰艇的编队与各种战斗队形变换仍然采用这种古老的指挥方式。在其不断丰富的内容中，采用摩尔斯码的灯光通讯更是至今国际上舰船统一使用的标准。

简单地说，信号兵就是站在最高的舰桥上通过视觉观察，随机地用灯光、旗语、短波电台接收和发送周边海域内所有相关的指令和信息，并直接对舰船长负责。一般来说要求，口齿清晰、头脑灵活、记忆力好。

记得一九七三年，海军在山东龙口屺姆岛附近海域实施了首次舰对舰和地对舰的综合导弹实弹演习。选择这片海域，是因为常在此处发现苏联潜艇的踪迹，而且这也是六十年代以及文革以来第一次海军实弹演习，应该是部队整顿练兵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称海军701工程。我被基地司令部通信处点名到演习指挥部担任信号兵。当我去基地司令部报到时，通信处长指定我跟随一位蔡参谋做准备工作。

第一次独立接受这样的工作完全没谱，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当见到这位蔡参谋后，看他个子不高,干脆的脸上闪动着智慧的大眼睛,流露着兄长似的亲切，用风趣幽默很有节奏的福建普通话，见面就和我嘻嘻哈哈，顿时就打消了我的不安。在他的指点下，我配备了当时能够想到的器材和工具，通信手旗、舰船用超短波电台一套和长距离电源线、能装五节电池的长把手电筒、信号枪、望远镜、舰船呼号密码等等。几天后随着基地通信连登上了屺姆岛。

一上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派热闹的场面，到处都停着深绿色的军车，跟踪雷达车、警戒雷达车、气象雷达车、通讯车、指挥车，发电车、油罐车。到处都是军人，有拉架电话线的，有搭帐篷的，扰乱了这个偏僻的渔村小岛不知多少年的宁静。

屺姆岛是个半岛三面临海，岛的最高峰就在半岛顶端，山上有一个巨大的空军雷达天线，指挥部就设在雷达站的下面推出的一块平地上，脚下就是高高的悬崖连着大海，在岛的右侧一片沙滩上，布置了一个高炮营，清一色的37毫米双联装高炮顺序排开，对着海的方向，据说用来打意外脱轨的导弹。站在指挥部可以一览宽广无边的渤海湾海域。

巨大的帐篷下，正中央是指挥首长的位置，台面上铺着海图，我的战位就在右边的角落里与指挥部隔着一层帆布帘，摆放了我带来的超短波电台，竖起了一根三米的鞭型天线，再往后是司令部通信连的位置，他们拉了一条中、短波无线电台天线。通电调试完毕，我就去找住的地方。

在距离指挥部要走大约二十分钟崎岖山路的渔民的一个低矮的黑房子里，放着一堆麦草没有床，很象临时腾空的小仓库。看着有些潮湿的泥土地面，脑海中仿佛又回到了新兵连的地铺小屋，而且比那时的环境还要差。我在周边转了一圈，看到渔民从船上拆下来的一堆旧船板，于是搬了两块平放在地面，铺上一层乾麦草再盖上带来的一条军毯。刚刚整理好，又来了几个不认识的通信连的战友，他们也照此办理。那是八月份的夏天，屋子里除了没灯以外，有的就是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和无数的蚊虫，可以说十几天的时间，每个晚上都是熬过来的，最可恨的就是麦草里面的小虫子，一到晚上倾巢而出，在身上到处爬奇痒无比，经常睡不着了坐在外边傻呆呆地看星星、看月亮。

因为我是单独出来执行任务临时挂靠在通信连，相对自由，在别人学习训练的时候，有时一个人跑到海边溜达。这里过去很少有人来过，一眼望去，阳光下清澈的海水衬托着结实平整的沙滩银光耀眼，湿润清凉的海风此时能吹透你的心身，能带走你所有的思绪，令你感觉象鸥鸟一样自由地游荡在海天之间。更开心的是，随处都能捡到五颜六色的螺贝，最大的有茶缸那么大，每次都选几个最好的带回来。

在这个岛上第二个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当路过渔民们种的玉米地以及一些田间地头，总是闻到奇怪的臭气。后来才听说，渔民们打的鱼有时卖不出去，就把它们埋在地里当肥料，所以一到夏天臭气熏天。

去吃饭要走大概十分钟，在司令部通信连的一个大帐篷里，炊事班在旁边地上挖了一个大坑，架上大铁锅，在邻近的水井打水做饭。每天早中晚三餐几乎都是辣椒烧茄子、馒头、米饭，整整吃了十几天，有一次吃到了黄花菜，那是通信连的人出早操，在岛的西北面山坡上采摘的，在那里漫山的黄花迎着大海。

一天大约在凌晨两三点，一位通讯员跑来通知我说，“蔡参谋让我立即到指挥部有紧急任务。”我马上整理一下，带着电筒跟着通信员赶往指挥部。天色漆黑，一路上不时冒出巡逻的人问口令，都是通信员回答口令。在指挥部，蔡参谋交代，马上把超短波电台搬到一辆通信车上，必须在7点中之前到达蓬莱县的某个山顶与所有参加演习的舰艇进行电台校波，他与我一起去。

那部电台就像现在的电脑台式机的大机箱，我问：要带天线吗？他说：不用，到山上用不着鞭型天线、。一路上，这辆苏式的嘎斯50越野车颠簸十分厉害，电台没有固定，我一直扶着，一边听蔡参谋交代需要校波的舰艇呼号。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蓬莱县城附近的一个大山坡上，站在这里可以俯视夏日的早晨，蓬莱城镇上空一层薄薄的晨雾和炊烟。我问在这行吗？蔡参谋满有把握地说，没问题，码头就在山下，舰艇都在附近海面和码头上。

正准备拉线安装机器，问题马上就来了，通信车上只有直流电源，而我们的机器需要的是交流。蔡参谋问驾驶员，有没有交流发电机，驾驶员说：有一个手摇发电机。

蔡参谋立马命令：赶快准备。等搬出来一看，蔡参谋乐了，是一个象长条凳子的家伙，人可以跨在上面的座位上，双手象脚踩自行车一样摇着发电。整个是四十年代二战时期的用品。

他跨在上面，一边试着摇一边指挥我，你赶快看看有没有电。

我爬上车接好电缆，还没开机就愣在那了。由于早上匆匆忙忙，耳机和话筒忘在了指挥部没带来，顿时大脑一片空白。

只见蔡参谋流着汗，在下面喊，小苏，怎么样？

见我没回答，他让驾驶员继续摇，自己爬上车。

我如实将情况说完后，傻傻地看着他。他拍了拍我的肩，也陷入沉思中。我想，这下砸锅了，这可是大事故呀！等七点钟所有舰艇都呼叫不出指挥部，那咋办？

六七十年代的超短波电台，最大的通讯距离不过三、四公里，一般情况下，战时的短波通信都是采用接力的方式，因此通讯部队除了中短波电台车外还配备了通讯接力车，对超短波信号进行接力放大。而在海上不存在接力的问题，因为无障碍，通讯距离会相对远一些。我们带的艇用电台在指挥部的山头上，应该有5海里以上的通讯距离，大约十公里左右。信号的强弱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关键是准确校波，以保证演习舰船与指挥部的频率都锁定在规定的频道上。

沉默了一会，蔡参谋看看手表，突然向车下正吃力地摇着发电机的驾驶员喊道：“赶快收拾东西，咱们去海军码头。”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听他说：“咱们来个张冠李戴，到导弹艇上借，七点钟之前它们不会出海，时间应该来得及。”

通信车象疯了一样，左转右转直冲山下，开进蓬莱军港后直奔停靠在码头边上的两艘导弹快艇。艇上艇下水兵们刚刚出操回来，都各自拿着洗脸盆在码头边上洗漱，对我们投来诧异的眼光。

蔡参谋先找了值更水兵，然后拿了一个什么证件给前来的艇长看，说了几句话，随后笑眯眯地跟我招手：让我赶快把电台搬上艇。在狭小的通讯设备舱里，我此时已心中有数，因为设备的型号都是一样的。我熟练地连线开机调好频率，此时已经听到空中传来的呼叫。我拿着舰艇呼号表，逐一核对回答，很快把一切搞定。

当我向蔡参谋报告以后，旁边的艇长热情地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共进早餐，只见蔡参谋乐呵呵地感谢他们，说还要赶回屺姆岛。

折腾了大半夜，加上精神紧张，只是在往回走的路上才开始感觉肚子饿了，虽然任务完成了，但由于我的失误，此时不敢多说话，蔡参谋心情很好，他始终没说要在那里吃早饭。从蓬莱县城回屺姆岛，要经过黄县县城。大概在八九点钟我们的车停在了黄县政府招待所的门口。因为演习，整个招待所都被部队包下了，蔡参谋带着我和通信车驾驶员两个一脸倦容的大兵直径走进了食堂大厅，抬眼望去都是官像十足的军人，只听他笑着说，咱们今天要吃个够。

好大的餐厅里，桌子上摆满了油条、大饼、包子、馒头、花卷、面包、点心还有面条、豆浆、稀饭、鸡蛋、小菜，这可是当兵以来第一次享受如此丰富的早餐大餐。蔡参谋时不时的跟一些认识的军官打招呼，而我们只管低着头狼吞虎咽。心想我们成天在岛上喝井水，吃辣椒烧茄子，真没想到这些当官的天天在这里享受大餐。

吃完饭上岛的路上，蔡参谋带我们去看了演习观礼台，此地离岸炮部队的地对舰导弹发射点不远，据说济南军区的团以上正职都被要求旁观此次演习的实况。

司机说半夜出来执行任务，早餐有误餐补助可以在通信连报销，蔡参谋让把车停在一个小食品店的门口，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斤桃酥开了发票。

校波完毕也预示着实弹演习就要开始了，但谁都不知道具体的时间表。又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大概是半夜12点钟，传来命令马上就位。

我一路摸黑小跑，虽然带了电筒但不允许用，几次差点被脚下的物体绊倒。路上还遇到两个荷枪实弹的女民兵隔着老远突然向我问口令，吓得我一愣。那个年代渔民出海，守家护岛的都是女民兵，而且海岛上的女民兵很凶名声很大。

上山后感觉气氛异常，许多首长都聚集在指挥部的指挥台上，全体人员都进入岗位但人人的动作都很轻，听得见海浪拍岸的声音，演习真正的开始了。

眼前的海域早已通告封锁了，此时执行戒严和参与演习的舰艇都已出海，指挥部旁边隐约传来通信连的电台滴滴答答的收发报声音，以及身后巨大的空军雷达的旋转声。负责指挥的是基地参谋长，其他首长都坐在指挥部的平台深处。

一会，蔡参谋走过来悄悄跟我说，通信连与各舰艇的联系突然中断了，让我用超短波试一下能否与舰艇联系上。我开机不停地呼叫，只听见嗡嗡的干扰声，没有任何回答。此时，听得见参谋长的声音有些大，不停地让作战参谋报告舰艇的动向和方位。由于指挥部的通讯指挥完全中断，参谋们好像通过电话与附近的海军雷达观通站和陆地的雷达车了解和报告各舰艇的位置。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指挥部的命令发不出去，所有人都把心提在嗓子眼上，等着、看着指挥员的忍耐程度。

忽然间，漆黑的海面上出现了一闪一闪的灯光，蔡参谋立马把我叫到指挥台，指着灯光说：赶快用信号灯联系。

又有麻烦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没带信号灯，那个东西太大要五百到一千瓦的功率，因为当时交给的我主要任务是超短波通信。这咋办？

我情急之下，我连忙拿起五节手电筒就开始用保密呼号回答。告诉对方，我是指挥部。对方随后告知：我是某某导弹驱逐舰，由于无线电信号中断，我舰现在屺姆岛方位XX度距离XX海里XX链，请指示。我一边一组一组地收报，一边默记，然后马上把全部报文大声地直接报告给身后的参谋长。参谋长说：让它就地漂泊待命，并汇报战备情况。我立即转身用手电灯光信号将首长的指示发给对方。对方收报后又很快报告了军舰的各项战备指标。这时海面的另一个方向也发现了灯光呼叫，那是一个拖船，将靶船拖到位后发来的靶船坐标：东经XXX度XX分XX秒，北纬XX度XX分XX秒。随后不久，警戒舰艇、辅助救生舰船不同的灯光信号都出现在海上。一时间我感到指挥部的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参谋长的口气也由严肃变得平和许多。收发报的空隙间，参谋长还开玩笑地表扬说：你看看，现在所有的舰艇都是你在指挥。然而好景不长，尴尬的局面又发生了。

在夏天，我国漫长的东部海岸线，是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三、四点多钟，天开始蒙蒙亮了起来，逐渐已经能看到宽阔的海面上远处舰艇的轮廓。舰艇上，方向性很强的信号探照灯由夜晚的白光慢慢变成了橘黄色，而我的小手电筒，尽管对方用高倍望远镜也无法清晰地识别越来越弱的灯光，最后甚至看不见我的回答信号。远处一闪一闪的呼叫又让大家紧张起来。

这时蔡参谋问我带手旗了吗？我又一愣，半夜三更谁会想到带手旗呀！还是他反应快，他一把摘下我的帽子，连他的帽子也一起塞给我，指着前方的空地说：试试也许他们的望远镜能看到你的旗语。我正准备过去，被一直默默站在后面的通信处长喊住了，他低声说：这不是给首长们出丑吗？在旁边的蔡参谋不服气，嘟嘟囔囔地小声说：当年一江山海战，指挥艇都快沉了，还不是用帽子指挥战斗？！而我想，没带手旗肯定是失误。此时，参谋长的脸色又沉了下来。

我赶紧跑到战位戴上报话机，又重新校准了频率，忽然间清晰地听到了对方舰艇的呼叫，我赶快用纸笔抄写报文，不久听蔡参谋说通信连的电台也正常了。一直到上午十点左右，通知结束演练，原来这只是一次预演。

事后总结，大家都把问题指向了背后的空军雷达干扰。之所以后来无线通讯又正常了，那是因为岛上的雷达关机，由其它地区的雷达站接替海岸线空中的警戒工作，空军的各个雷达是交替开机的。总结后，通信连的天线随后进行调整改变了方向。通信处又单独调来了一个信号兵，还带了一个大信号探照灯。我还是负责超短波电台。然而后来实弹演习时，所有无线电通讯都很正常，那个信号兵一直站在旁边没事做。

演习的那一天与往常一样还是半夜跑战位。此时的场面确实不一样。海滩上的高炮全都脱掉了炮衣，海面上有直升机盘旋。还是基地参谋长指挥，指挥台上坐着的最高首长是海军的副司令员。我从短波电台里能随时能听到各舰、艇长的口令和部署，指挥部对舰艇的动作编队，包括导弹发射的倒计时口令都了如指掌。

我记得，在突然冒出来的高音喇叭里，担任讲解的是基地司令部的航海处长，据说他是把末代皇帝从故宫赶出去的冯玉祥将军的儿子。冯处长用浑厚、饱满、洪亮、磁性极强的京味儿普通话，向各处观礼台的参观人员讲述了我国舰对舰和地对舰导弹的发展，介绍本次东风XX型实弹的具体型号与作战性能，详细描述了参加演习的舰艇战术性能，并根据舰艇的航行状态解释编队动作和作用。

舰艇识别是信号兵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一般情况雷达并不能识别出海上目标的具体型号和性质，只有在目标进入视线后，由信号兵根据之前所掌握的本国和各国舰艇的特征马上准确的报出目标的属性和类型。

这次参加实弹演习的是五十年代初期，前苏联老大哥卖给我们的常规驱逐舰之一，当时一共有四艘，全都在北海舰队服役。在七十年代之前，他们是中国海军所拥有的最大的四艘战斗舰艇。之所以叫导弹驱逐舰，是因为将其中的两艘改装上了导弹，也就是拆掉了军舰中部的鱼雷发射管，换成了导弹发射架。虽然是四十年代的造型，但在我眼里它的航行姿态矫健非常威武，改装后也更加丰满更加神气。虽然过了四十年了，直到现在我都能画出它的整体造型。而七十年代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驱逐舰051型，舰首象商船一样翘的高高的很愚笨的样子，还在试航，也在北海舰队。

以前,我从未亲历过导弹发射，首先看到的是驱逐舰发射导弹，距离相对远一些。接着是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快艇迎面驶来，就在眼皮底下编队，当进入发射状态时高音喇叭里讲解着导弹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导弹发射前的几个编队动作，而我能从报话机里听到艇长的每一句清晰的口令，这简直是视觉与听觉的立体感受。

导弹从发射管里喷射出来时速度很慢，当达到一定高度后，弹头突然变成了水平状态，顿时象超音速飞机一样带着雷鸣般的响声呼啸着直奔目标船。最后是海军岸炮部队从远处的山间发射的地对舰导弹。驱逐舰两发、导弹艇两发，岸炮两发，六发六中。

事情在准备的过程中往往是漫长的，就像参加高考，而真正考试就是几个小时，演习也一样，刚一结束就看到匆忙的撤退浪潮，转眼就又是一片平静，令人若有所失。

蔡参谋老远叫着，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回去打背包，让我跟他的车一起走。他没到过我的驻地，以为我能如此迅速的赶回来。我心想半个小时肯定来不及，何况我还有一包海螺壳。

还是跟着通信连大部队走，值得记忆的是，在蓬莱县抽空登上了久富盛名的蓬莱阁――传说八仙过海时的圣地。那时蓬莱阁不是旅游区，里面住着部队。站在临海的楼台，远望翻着银白色浪花的海面，当时没能看到盛传的海天相会处的琼楼幻境。同行的战友说，在四面敞开的楼阁里点上一支蜡烛，无论多大的风都不会把蜡烛吹灭，我听得将信将疑。而我最喜欢看的是院落中墙壁上许多历史名人、雅仕留下的诗词字刻。尤其是那一句巨大而且醒目的“碧海丹心”。

回到基地司令部，通信处让我参加通信连的总结。蔡参谋乐呵呵地说，你没跟我们走，我们在蓬莱买了烧鸡一人一只，说得我直流口水。还说我们建议通信连给你报功。其实通信连一百多号人，一两个立功的指标怎么可能给外人，最终我心满意足的带着嘉奖回到了部队，如果不是蔡参谋在蓬莱海军码头帮了我一把，说不定还要背个败名回去呢。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难得的锻炼。

四、考验心志的武器试验

1974年中越两国在西沙群岛海域经历了一场海战，当时的南海舰队相对于北海、东海实力比较弱。我们的猎潜艇采用近战的方式用反潜火箭击沉了越南海军的护卫舰，而我方损失也非常惨重，一艘扫雷舰被两只中国渔船夹带着才没有沉没。可以说南海渔民在战斗中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人民战争的理论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军的军事理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就是要武装渔船，打未来的海上人民战争。虽然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那时是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施的。

作为试点，北海舰队请烟台水产公司挑选了一条铁壳渔船，在船头的甲板上安装一座273毫米的五连装反潜火箭发射器。

文革时期，在部队基层工作的人不迷信科学，也许也很难请到真正懂行的专家，也没有进行相关的论证，全凭经验和想象力，负责实验的是从舰艇上调来的枪炮技术员。

273毫米直径，五个这样粗的反潜火箭弹架在船头上，只要有一个走火那也会船毁人亡，更何况海上潮湿没有专业的控制设备和漏电防护手段，危险随时会发生。

既然是用于船上的武器设备试验那一定要在海上进行，出海需要通讯联系，于是基地通信处又想到了我。

当听到司令部通信处的首长介绍这个任务的来龙去脉之后，我开始犯嘀咕，因为“有生命危险”这一句话始终余音在耳。但然，能够被上级领导提名钦点，执行关系到未来海上人民战争胜负的光荣使命,又能让我有什么二话呢？现代京剧里的杨子荣那句“上刀山，下火海”开始起作用了，虚荣也好，服从命令也罢，反正没说二话。

火箭发射时瞬间向后喷发的高温能把钢板烧红，为了安全前甲板进行了加固，因为渔船的前甲板与驾驶台之间的距离短，为防止意外，用一层厚厚的钢板把整个驾驶台正面都焊死包括瞭望窗口。船上没有报话机，在靠近桅杆的船桥上原来有信号灯，因为怕高温临时拆掉了，只能用手旗通信。

第一次实弹试验，选择了风力较小，能见度较好的天气出海。为了防止意外，一艘八一型护卫炮艇一直在不远处跟着我们，它既是指挥艇又是救护船，艇上站着穿着白大褂的海军四零六医院的救护人员。

在码头上就已将反潜火箭装入发射器，但没有装引信。听枪炮技术员介绍：我们的火箭弹有两种引信，一种深水引信可以让火箭弹―――其实是用火箭推动的深水炸弹在水下六十至九十米的深度引爆，爆炸产生的水下高压和震动，足够毁坏潜艇的正常抗压能力。因为是五发几乎同时发射，像个爪子一样在水下引起共震，假如潜艇真的被水面舰艇的声纳逮着了，那绝对跑不了，如果直接命中那更是艇毁人亡。

因为火箭的射程距离是有定数的，所以要通过角度来计算。在那个相对落后的年代，用液压或马达控制其成本太高，何况本来就是试验，因此需要人工去调整角度，那可是五发火箭弹和发射器的重量啊。现在想来真是一种愚蠢的冒险。

我们实验的侧重点并非打潜艇，而是要把深水炸弹当炮弹用，需要配的引信是短时间的，在接触水面或对方的舰艇时瞬间爆炸，其危险程度更高。同时为了增大火箭行程，就必须将火箭发射器的仰角调低，这样一来五发火箭的后推高温都会集中到驾驶台，而且火箭只能从正面发射，如果侧面发射甲板的承受力不够，实验渔船也可能翻斜变形或沉船。这是四十年前的真实情况。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如果放在当今有几个敢去冒生命危险，说什么也要找一些科学依据当理由推掉它。三个大兵和驾驶渔船的四个渔民民兵组成了敢死队。而我就是这些不怕死的其中一员。

到达预定海区后，站在船桥的最高处用手旗呼叫请示，向军械处负责指挥的参谋汇报完准备情况，那边灯光信号回话说：进行最后的发射前测试。只见技术员拿着一个木制的电路板上面有五个灯泡，先接通一组电线后没见灯泡亮，再接一组只有一个灯泡亮，按顺序五个灯泡各自分别点亮后，再接一组线路，五个灯泡向扫描一样按顺序一闪就灭了，这就是点火测试。看着这种简陋的方式，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怎么连按钮都省了。

看着技术员和枪炮兵两个人在装引信，全船的人都屏住了呼吸，此时渔船处于漂泊状态。他们从一个相当于现在光盘直径粗细，将近一尺长的军绿圆铁盒里小心地取出引信仔细安装进弹头部位。检查一下后，很快躲进驾驶舱。此时，我还要在船桥上用旗语向护卫艇报告准备发射，接到可以发射的命令后，赶紧从侧面的舷梯下来最后跑进驾驶舱。

真正要发射的侯，大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没看见谁的脸色有所谓的恐惧感。只是在听到沉闷的一声同时感觉船身一阵，热气能从不同的方向顺着空隙冲进驾驶舱，然后远处又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等了一会，不知谁说了一声可以出去了，大家鱼贯而出。一出船舱就看见炮艇正在像我们驶来，信号灯不停地呼叫我们。我赶紧爬上船桥回答并告知所有人安全，首发试验正常，并请指示。至于火箭的落点在哪，是在水面还是水下爆炸的，当时完全找不到北。这只是一次单发试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

经过总结，认为装弹五连发应该没问题。原本还要在风平浪静的状态下做一次五连发试验也被认为可以省却，于是开始等待有海浪和大海涌的机会再次出海。

秋冬之际，呼啸的北风带着太平洋和黄海的浪涌会让宽广的渤海湾白浪滔天，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最难对付的就是一排排象小山一样的涌浪。它会让小吨位的船只象失控的舢板一样前后左右大幅度地摇晃，随时都有侧翻的危险，更何况还要进行火箭弹试验。最可怕的是，大浪打的满船都是海水，如果临时拉的导火线在任何一个地方漏电，走火伤人的情况随时都会发生。

试验渔船离开码头刚出港不久，临时增派的另一个73年入伍的信号兵就开始呕吐，一路上躺在大舱里没出来，渔民兄弟倒是吃喝正常。说实在的我也是头晕想吐十分难受，要了点咸菜嚼着。其实，船舱里空气不好，更容易呕吐。我不时地跑上驾驶台透气，还要下去照顾那位晕船的战友。看他最后吐得都是蛋清似的胆汁，不时劝他喝点开水，吃点东西，以免伤了脾胃。

船在海上，几乎是前、左、后、右顺着摇晃，在左右倾斜时随时会把人抛出船舷。到达指定海区后，我顺着舷梯去船桥收发信号，刚爬一半，一个巨大的浪涌将船身突然侧向海面，脚下差点悬空，赶紧全力死死抱住舷梯，等船身侧向另一面时再迅速往上爬。依靠着船桥的栏杆，用手旗与护卫艇联系。这次枪炮兵也多了一个人，看着他们穿着分解式的水兵雨衣，在甲板上忙碌，不时因船身的摇晃而滑倒，尤其是看着他们测试电路的情况，每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

准备发射了，我通报完指挥艇的指令后，这次我没去驾驶舱，而是跑到渔船的中后部大舱的门口。因为我想这里离火箭发射器距离较远，正常情况不会烧伤，如果发生意外，这也是救生和逃生最佳的位置，船舱里还躺着一个晕船的战友。另外也想亲眼目睹火箭的轨迹和落点。

五连发的震动与热浪瞬间笼罩了整个渔船，当看到远处海面顺序掀起的五个巨大水柱后，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没上船桥，就站在船舷用手旗向指挥艇报告了人员及船体甲板的轻微损伤情况。只见护卫艇调转船头，拖着艇尾压出的白线一溜烟跑的无影无踪。船老大此时很兴奋，开着渔船直奔火箭弹着点海面。只见海面上零零星星一片死鱼。

返航的路上，渔民兄弟端着满满一洗脸盆的大对虾，请我们，我最惊奇的是他们吃的馒头一个足足有半斤。晕船的继续晕船，我抓了一个对虾吃一口发现没放盐有点腥，感觉想吐，完全没有胃口。那个年代，对虾是稀有物品，我们国家都是用它出口换外汇，据说一斤对虾可换七公斤小麦。最后我们用装火箭弹引信的铁盒，全部将它们打包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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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发生战争的状态下，军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些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其中包含了军人对生活，对工作，对责任的态度。在我心中最自豪的形象就是，当舰船离港出海的时候，全体人员列队在舷边和岗位上，双手握在背后，双脚站成与肩膀等宽的距离，昂首挺胸目视着逐渐远离的陆地。此时，在他们心中只有祖国和人民。

五、后序

十多天前，政治处负责退休干部工作的同事打来电话，说院里组织部队复员、转业、退伍的军人写军旅生涯。对我来说这可是40年前的生活，与现在的军队可以说有着巨大的时代差别。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那个年代有些事情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每个人，只要你当过兵，都会常存着不可磨灭的记忆片段。借此机会我把自己从军的几个真实片段写下来，送给同事和朋友们。

由于时间短，平时又有些推不开的事情，十几天来断断续续，没有进行语言和文字的加工修饰，就当是口述回忆，如果浪费了各位的宝贵时间，敬请海涵。

2012年7月22日

四十年前的从军经历(图1)